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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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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城郊地区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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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郊生态畜牧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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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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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生态畜牧业的标准化生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养殖设施与环境标准化。主要是指工厂化生产，设计标准科学、设施装备比较先进、动物饲养环境优越的畜禽舍，不仅能够提高集约化程度和生产效率，也可以保障养殖环境的净化，是生产安全健康畜产品的硬性基础。例如：现代化猪场应分为生产区和生活区两部分，生产区建有隔离室、配种舍、妊娠舍、产房、保育舍、育肥舍、安装自动饮水、淋浴、消毒、监测等完善的配套设施，充分考虑动物的福利，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二是管理水平的标准化，主要围绕生产健康畜产品而建立的生产养殖标准、饲料生产标准、防疫程序标准、畜产品质量标准以及相应的法律与企业经营管理体系等。这些标准对畜产品的质量来说，也是硬性的约束条件。只有软硬结合，才能生产出符合市场需要的安全、健康的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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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公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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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保护生态环境并确保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建立执行食用农畜产品安全生产体系，按照特定的方式生产无公害、无污染、无残留、无疫病、对人体健康无害、质量安全且优质的绿色畜禽产品。首先，畜禽产品产地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环境质量标准，城郊养殖生产场地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既保证土壤、大气、水源和生物环境免遭污染，同时又远离各种污染源。其次，畜禽养殖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城郊生态畜牧业要求饲料、饲草及饲料添加剂、兽药、食品添加剂中不能含有违禁的或有毒副作用的物质。第三，畜禽产品的加工必须符合绿色食品包装贮运标准，城郊生态畜牧业要求加工、流通和销售等环节必须有效防止二次污染，从原料到成品实行全程监控。通过新型饲料添加剂研制和环保型饲料开发、合理的畜禽舍设计和相应的养殖生产工艺、有效的疫病综合预防体系和粪便污水资源化与循环利用技术研究，严格实行产前（饲料）、产中（饲养与疫病防治）和产后（粪便处理和屠宰加工）全过程控制，建立具有饲料利用率高、粪便氮磷含量低、废弃物生态循环综合利用特点的环保型绿色养殖场。经过严格规范的屠宰、加工、检测，生产达标的绿色动物食品。减少规模化养殖场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增加畜牧业生产经济效益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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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约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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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郊区由于其距离技术源头近，靠近技术研发单位和具有比较强大的资金与技术支撑，因而具有比较好的技术支撑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城郊生态畜牧业是集现代家畜的遗传育种、现代化饲养设备、良种化程度比较高、疾病防治以及环境控制于一体的养殖形式。集约化生产是城郊生态畜牧业发展的重要特点和方向。集约化生产方式既可以减少土地占有量，又有利于降低成本；既有利于养殖场（户）自身发展，又有利于社会资源的节约。城郊生态畜牧业与传统的畜牧生产形式相比，体现出生产密集、劳动密集、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等特点，畜牧业生产的高度集约化不仅使得家畜的良种普及、技术改进以及产品的专业化、系列化、规模化成为可能，而且大幅度提高了养殖企业的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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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模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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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程度上讲，城郊生态畜牧业的出现是为了解决饲养规模太小、千家万户分散饲养所造成的质量和成本问题。换而言之，发展规模饲养是突破畜牧业发展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也是城郊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特点。通过发展城郊生态畜牧业，实行规模化生产，能够为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提供基地与平台，有利于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实现对科技的组装、配套、集合和研发，可以使国内外先进科技成果得到迅速应用，从而增加畜禽产品的科技含量，提升劳动生产率。此外，规模化生产对提高畜产品质量和拓展畜禽及产品销售市场也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规模饲养在技术上采用“全进全出”模式，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原则，使防疫工作得到普遍加强，动物疫病得到严格控制；即使在动物发生疫情的情况下，也能够严格执行禁用药物和休药期的规定，从而全面降低畜禽及产品中的药物残留，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与此同时，由于能够为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稳定的、高质量的原料，使畜产品质量得到有效保障；从而逐步塑造畜禽产品的品牌效应，依靠品牌赢得消费者，扩大市场占有率，提升畜禽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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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郊地区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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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中心的城郊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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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较优势理论：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中心的城郊生态畜牧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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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比较成本理论”源自大卫·李嘉图的“国际分工理论”。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在两国间，只要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较之另一国均处于绝对劣势，但只要处于劣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劣势的程度不同，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优势较大的商品，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劣势较小的商品。两个国家通过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就可能实现贸易的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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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李嘉图的“国际分工理论”，先进国家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后进国家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后进国家永远处于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基于这一认识，李斯特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李斯特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中，比较成本优势是可以变化的，如果后进国家对尚处于“成本劣势”的“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扶持，“成本劣势”可以转化为“成本优势”，从而跻身于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行列，改变自己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后来，弗农通过考察美国进出口产品贸易，总结出“产品循环理论”，即一国产品会经历“产品开发—产品出口—技术出口—产品进口—新产品开发”的循环过程。在综合“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和“产品循环理论”的基础上，筱原三代平展开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如果后进国家政府能够采用适当产业政策，则进口产品可转化为出口产品，成本劣势可转化为成本优势，后进国可转化为先进国。即“后发比较优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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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郊区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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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优势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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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人口密集和消费水平比较高，使得位于城乡交错带的城郊生态畜牧业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空间，拥有良好的市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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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的结构来看（表8-1），作为主食的粮食消费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人均粮食消费从1990年的130.72千克下降为2005年的76.98千克，平均每年约下降1个百分点。副食类中的猪肉、牛羊肉和鲜蛋的消费则有所增长，而家禽、水产品和鲜奶消费增长较快。其中，人均家禽消费从1990年的3.42千克增长到2005年的8.97千克，增长了1.62倍，人均鲜奶消费从1990年的4.63千克增长到2005年的17.92千克，增长了2.87倍。由此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食物消费正向以副食为主的方向靠拢，更加注重膳食营养的丰富性、种类的多样性和结构搭配的合理性。而这一特点的存在和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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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1 The number of major commodities purchased by urban households on averag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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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畜产品消费水平来看（表8-2），2005年猪牛羊肉人均消费量仅为17.09千克，远远低于城镇居民猪牛羊肉23.86千克的消费水平。如果农村居民的畜产品与收入增长保持同步，达到城市居民1990年的消费水平，仅此一项就可以使全国猪牛羊肉的市场需求增加1亿多吨。农民奶类人均占有量只有2.86千克，远低于城镇居民17.92千克的消费水平，这说明奶类市场的开发具有巨大的潜力。从发展的观点看，居民消费在收入较低时，消费结构主要以粮食为主，但当收入水平处于由低向高的发展阶段时，粮食消费将逐步下降，畜产品消费则会急剧上升，当收入水平达到富裕阶段时，粮食消费逐步稳定，畜产品特别是加工食品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巨大的消费潜力，为城郊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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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2 Average per capita main food consumption amount of rural hous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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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城市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重要的旅游客源地。为放松心情，缓解压力，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选择节假日到城市近郊游玩，为城郊地区生态畜牧业发展开辟了新的渠道。城郊地区生态畜牧业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环境优良，是广大城镇居民观光大自然、体会田园生活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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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优势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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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畜牧业发展最具决定性的作用。畜牧业的国际竞争也最终体现在人才素质和技术水平的竞争上。新技术在城郊畜牧业发展中的广泛运用是城郊畜牧业发展的普遍趋势。城市拥有比较多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以及丰富的经营管理人才，特别是特大城市，人才优势十分突出，在职的、退休的、专职的、兼职的、业内的、业外的人才比比皆是。城郊畜牧业的发展，可以比较方便地获得工作在各个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中的专业性科技人员的指导和技术支持。例如在饲养设备方面可引进、开发或者借助于相关单位的力量来制造新的设备；在饲料配制方面可采用颗粒饲料、酶制剂等技术；在畜禽疫病防治方面可运用抗体监测、程序化免疫等技术；在优质畜禽产品方面可使用中草药添加剂生产绿色产品等技术。此外，在畜禽产品加工方面的高新技术有提高营养、平衡营养、除害增利等技术；在畜产品贮藏方面的高新技术有速冻保鲜等技术；在经营管理方面的高新技术有电脑控制等技术。高新技术应用的目的在于改善畜禽产品的品质和提高畜牧生产水平。城郊畜牧业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科技优势，应用高新技术，体现城郊畜牧业的先进性和高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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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采集与开发较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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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息资源的支持，有人甚至把当今的市场经济形象地描述为“眼球经济”，意在强调信息在经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伴随着产业发展的快速推进和产品种类、品种的不断出新以及买方市场的出现，以前是“好酒不怕巷子深”，现在是“不怕做不到，就怕不知道”。因此，在城郊地带发展生态畜牧业，不仅有着较好的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的区位优势，而且有着较好的电信通讯、报刊电视、计算机网络等基础条件优势，能够比较快捷地收集到各种与生态畜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技术信息、市场信息、政策信息和人才信息，这对畜牧业生产经营者来说，对力图在生产上抢占先机和在销售上抢占市场的企业家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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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畜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比较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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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郊区，由于能够借助于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而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交通、电信、电力、供水以及市场设施等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这与其他农村地区相比，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条件。这对从事集约化畜牧业生产的各类养殖场和经营户来说，其良好的对外联系和内部沟通，显然有利于加快要素的转化和价值的实现。这是城市郊区发展畜牧业能够较快取得经济产出，并且比较容易实现其畜牧产品价值的重要条件之一。这种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所产生的内在优势，也是城郊畜牧业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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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具有良好的融资环境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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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实力较强、投资主体较多，尤其是大城市金融事业比较发达，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较多并且较为方便。生态畜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郊畜牧业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关注，让投资者了解到投资的前景，坚定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更容易获得多种渠道的资金投入。如城市工业企业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国内外投资者注资开发城郊农业产业，农业企业的自我结构调整与发展领域拓展，以及农村与城市统筹发展政策的实施等，都将对城郊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重要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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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副产品加工业对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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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加工业是农业产业链条延伸的最高层次，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牵动全局的作用。在畜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专业化程度低，农民文化技术水平不高，初级原材料生产比重大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通过延伸产业链，把生产、加工、包装、储运，销售等都纳入畜牧业的全部内容，使畜牧业摆脱仅仅提供原料和初级加工品的地位，形成“从田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能够为生态畜牧业发展提供较大的增效空间。与此同时，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结构的变化，高档食品、保健食品、无公害绿色食品尤受人们喜爱。这种从市场和加工层次深化角度出发所散发出来的信息能够为生态畜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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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展模式分析：以奶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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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方大城市郊区现代化奶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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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大城市郊区针对规模化奶业生产特点，摸索出了以“MOET＋EDTN＋ESL”为核心的现代奶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即以MOET（超数排卵和胚胎移植技术）为核心，提高奶牛育种与快速扩繁水平，加速奶牛的遗传改良；建立以EDTN（奶牛环境、奶牛群改良方案、全混合日粮、网络化技术）为核心的技术体系，培育奶牛饲养管理新理念，提升传统奶业生产；追踪世界乳品加工技术前沿，创新乳制品加工工艺及产品研发技术，生产ESL（超滤保鲜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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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方大城市郊区现代化奶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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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城市郊区为满足城市发展进程中对农产品和生态环境的双重要求，应用现代集成技术，坚持少养精养，探索了“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现代化奶业发展模式。即以高产母牛为主要养殖对象，集成现代饲养管理技术体系，重点追求高产量和高效益。同时，严格控制奶牛头数，淘汰投入产出比不高的后备奶牛和低产牛，既保证了城市居民对高品质鲜奶的消费需求，又避免养殖规模过大给城市带来生态环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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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链条式产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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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规模牧场”的链条式产业发展新模式，是指由企业投入资金控制和建设直属规模牧场，奶牛养殖场作为企业的子公司全面执行企业制定的标准，从饲草种植和奶牛的营养均衡、挤奶工艺和牛奶离开牛体的品质控制、牛群繁育及牛群育种等方面进行全程监控，保障原料奶的安全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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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组织模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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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龙头加工企业带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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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模式中，“龙头”企业与农产品基地或农户之间通过合同契约规定签约双方的责权利。企业为基地或农户提供全过程服务，如扶持基地或农户生产，设立产品最低保护价并保证优先收购；农户按合同规定定时定量向企业交售畜禽产品。这种模式发展前景比较广阔，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其中一个关键也是近些年各界讨论较多的问题——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尚难构建。一方面，农户经营的规模比较小和非常分散以及法律意识和违背合同的成本比较低，使得当畜禽产品市场行情看好时，农户可能会不顾合同约束，不愿将畜禽产品交给龙头企业，而是自己拿到市场高价出售，从而给加工企业带来一定损失；另一方面，农户在与企业谈判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经常会因此使其利益受损。致使双方互不信任，相互欺骗，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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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介组织带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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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是各类中介组织为纽带联结企业和农户、生产和市场，专业合作社、技术协会、销售协会等中介组织充分发挥它们在信息、资金、技术、销售等方面的优势，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服务，为加工、销售企业提供原料和服务，最终形成产业化格局。该模式适用于技术和资本要求较高的畜牧业，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在现有的中介组织中，多数发育不良，机制不顺，体系不健全，再加上基层政府服务意识不强和相关的法律环境不够健全等因素的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到这种模式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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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生态旅游为中心的城郊生态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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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农业理论：以生态旅游为中心的城郊生态畜牧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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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尾孝岭（Matsuo Takane）在其《环境农学概论》一书中，认为急速推进的都市化与工业化，破坏自然、污染环境。因此农业发展的目的需要转变，传统上以生产粮食为目的，现在必须以环境保全为追求目标，现代农业的性质应属绿地农业。其内涵包括：土地利用规划、灾害防止、维护自然景观、防止污染、净化空气、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环境意识养成、提供休闲游憩与养生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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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Joseph J Seneca 和 Michael K Tavssig 在《环境经济学（Environmental Economics）》一书中，认为在都市化地区，良好的环境如青山绿水、绿地空间等，是一种带有稀有性的经济财富（economic goods），而且良好的环境具有高度的外部性经济效益，在非农业时代不花费任何代价即可任意获得，使社会大众享受其利，提高生活品质，而现在必须有偿取得。农业具有维护环境，保育自然的功能，政府应认定其为重要的社会福利资源，主动提供鼓励措施或奖励民间参与，给予适当的补助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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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加速，对环境造成极大的损害，严重影响国民的生活品质，需要人们对农业的角色与功能进行重新思考与定位。在快速都市化地区，农业应由传统上以粮食生产为目的，转化成以环境保护以及提供休闲用地为目的的农业。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塑造良好的乡村风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可以充分有效地开发利用农业资源，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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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旅游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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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畜牧资源，开拓生态旅游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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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生态旅游通过畜牧业与生态旅游有机结合，开拓“以旅游业促畜牧业，以畜牧业促旅游业”的良性发展之路。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能开辟新的旅游景点，延长游客的旅游时间，增加旅游收入，实现旅游业与畜牧业的双赢，更为重要的是，利用畜牧业资源，通过观光、参与农事劳作、休闲、品尝、购物、疗养等丰富的旅游形式，使各种自然、人文景点与畜牧景观相得益彰，建立起景区的独特魅力，满足更高的旅游消费需求。同时由于大量畜牧业生态旅游区的开辟，也将分散、疏导游客，减轻著名景点的压力，利于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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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生态旅游，促进畜牧资源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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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是世界旅游业中增长最快的领域，每年增幅达10%以上。生态旅游是城市郊区今后旅游开发的重点，开发畜牧资源，发展畜牧业生态旅游，不仅能为当地畜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一系列要素及服务，同时有利于解放当地农民思想，树立商品意识，促进畜牧资源的深度和广度开发，提高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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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生态旅游，宣传生态畜牧业和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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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旅游业带来的巨大人流，将为生态畜产品的开发和市场流通产生强大的宣传效应。如果能充分利用畜牧业资源，推出有特色的畜产品，摒弃传统畜牧业生产的单一模式，创造性地向综合经营模式和集约型经营模式转变，将生产与经营通过生态旅游结合，将为城市郊区畜产品开辟新的市场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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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生态旅游的生态意识和观念，实现畜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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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郊区畜牧业发展面临严重的生态破坏、资源耗竭等问题。通过生态旅游对生态意识和观念的宣传，特别是旅游发展与景观保护的密切联系，能使农民更深切地体会到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的协调性，转变旧的粗放的生产方式，自觉保护和恢复资源，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同发展，畜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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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走畜牧业资源与旅游结合之路，实现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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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具有投入少，效益高，综合效益显著等特点。对城市郊区的畜牧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在满足观光旅游需求的同时，也促进畜牧业自身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提供观光农产品和观赏、品尝、购物、习作、娱乐、疗养、度假等观光农业项目，把畜牧业生态效益、农村民俗文化等无形产品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将完善农村交通、通讯、加工工业、餐饮娱乐等社会化服务体系，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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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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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休闲娱乐模式（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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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之所以为游客所喜爱，最重要的是因为其具有“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做农家事”的特点，迎合了人们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厌倦了都市生活的游客到这里能够摆脱城市喧嚣，能够得到身心安宁，融入自然，有彻底放松的感觉。在乡村，他们不会像在城市公园里那样拘谨，也不会有外出旅游时那种劳顿，可以自由放牧，悠然自得。品几口刚刚挤出的牛奶，杀只土鸡或宰只生态羊，这些绿色无公害食物，对城里人来说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平民化也是“农家乐”备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城市郊区“农家乐”一般都有公共汽车站，没有设置最低消费，工薪阶层花少许钱也可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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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家乐”旅游已成为各地城市郊区的旅游品牌和亮点。“农家乐”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雏形，从产生到发展，从一家一户经营到规模整体开发，经历了自然发展、竞争发展和规范发展三个阶段。目前的农家乐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需要。“农家乐”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满足我们不同需求的同时，也兼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农家乐使得人们更加亲近自然，增加了对自然界的感情，并且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城市人的生活质量。而植树养草等生产活动又反哺和改善了自然环境，逐步形成了良性循环，有效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促进消费和产业带动的需要。“农家乐”带来的价值远不只农家乐本身经营带来的收益，而是对农村和农户发展有着更深更广的意义。畜牧业和农家乐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农家乐依托畜牧业经营，而畜牧业又借助“农家乐”这个平台宣传自己，扩大销售，成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重要途径，传承和弘扬文化的重要载体。三是巩固农民增收的需要。依托城镇，针对城市居民需求，利用农民自有的资源开展“农家乐”经营，正是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载体，也是开拓我国农村市场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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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普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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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牧业，就是用现代科技和现代工业装备畜牧业，用生态的理念和管理方式来经营畜牧业，通过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组织化来保证和实现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产业建设目标。加快转变生产方式，就是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手段、先进的组织与管理来武装畜牧业，良种与良法相配套，先进理念与先进方式相结合，使畜牧业生产既有较高水平又有较高效率，既有较大规模又有较高效益，使生产出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能够很好适应市场的变化，从而在不断竞争中提高和完善自身，形成优势产业。因此，利用农场中饲养的动物及配套的设施进行畜牧业科技示范、生态畜牧业示范，为青少年和城镇居民传授农业知识，使科普教育模式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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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种模式集教育性、娱乐性与宣传性为一体，使游客在参与游乐的同时，掌握环境教育和环境伦理价值观的基本知识，进而自觉地参与到环境保护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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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郊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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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生态环境建设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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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很多城市不赞成或乃至反对发展城郊畜牧业，其主要的原因就是担心环境污染问题。在他们看来，发展畜牧业必然会带来环境污染。2004年全国牲畜排泄物达到42亿吨，据测定，动物将饲料养分转化为畜产品的效率为15%～20%，约有80%～85%的养分排入环境中，如果这些排泄物处理不及时、不得当，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源污染，从而对人体健康和畜产品质量产生不良影响。当前，发展畜牧业是否一定带来环境污染还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讨论的问题。畜牧业发展本身所产生的粪便是源于饲料的代谢产物，其对人体的毒害远远不及工业的排放物和生活垃圾，而且这些代谢产物可以通过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加以利用和处理。例如，德国用牛粪生产沼气，再用沼气发电，在生产绿色能源的同时，还开发有机肥料，很好地解决养牛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可见，在发展城郊畜牧业时，要与生态环境建设相协调，最根本的是要采取配套措施。即要合理调整郊区养殖业区域分布，养殖业要逐步退出近郊向远郊转移；大力调整品种结构，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改进生产工艺，加强污染治理；原有对水源和居民区构成污染的养殖、加工企业要逐步转移或关闭，新建养殖、加工企业要远离水源保护区和城镇居民区，并做到环保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这些政策的出台，将为郊区养殖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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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好畜牧企业的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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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土地资源较为紧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郊的概念也在不断外移，畜牧企业一旦选定场地，搬迁实施困难较多，应尽可能在选址时就考虑生态问题。从企业自身来讲，选址时倾向于“近”，要求离交通干线近，离水源供给地近，从而有利于经营。从整个环境布局考虑，则应“有远有近”，对流通加工企业可“以近为宜”，对养殖企业则应“适当放远”。对养殖企业集中地段应加强生态技术实施，建立起高效、“绿色”养殖园区。对“离村近山”（已有一些近郊养殖企业离开人口稠密的区域进入周边山地）的畜禽养殖场，应在政策上给予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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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度重视优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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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城郊生态畜牧业，选育优良品种至关重要。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养殖业发展成本相对较高，利润偏低。以养猪为例，1头商品猪在现有的品种条件下，需在90～95千克时屠宰，否则会导致肉膘过厚，瘦肉率下降。而国外一些品种在105～115千克时屠宰，仍保持较高的瘦肉率，这是长期选育的结果。从90千克长到105千克，在养殖后期大约需要15天左右，大约需要63元饲料费（以每天采食2.8千克饲料计），而15天的体重增长在相同肉膘前提下，将有105元的收入。如此改良品种，每头商品猪将有超过40元的额外收入。在目前农牧业生产条件下，每头猪增长40元的收入是甚为可观的。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品种改良并非单纯每年花大量的资金引入纯种，而是充分利用优秀的基因进行体系化的选育和应用才是最为重要的。进行各种形式的引种，必须考虑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是提高畜群的生产能力；第二是提高畜产品的品质；第三是尽量减少疾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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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泛应用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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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方向是规模化和集约化饲养，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也是由郊区土地资源稀缺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在城郊发展畜牧业与在农牧区发展畜牧业的显著区别就在于空间的应用，而对于高密度的养殖，要提高其经济效益，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努力提高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整个畜牧业的科技水平。新技术应用对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作用显著。例如，一般情况下，养猪场自然交配母猪每受孕一次，其成本大约80元，采用人工授精技术后，其成本可降低为45元，种公猪的数量可以降低为原来的1/5，如此可以采用最优秀的公猪，对后代特别是商品猪的生产带来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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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城郊生态畜牧业的科技水平必须加大政府对于畜牧业技术投资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狠抓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大力推广高产养殖技术、畜禽防疫技术、饲料科学配方技术和环境治理技术以及以基因工程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应用。利用生物技术开发饲料资源，培育高产优质饲料作物成为现实。利用现代基因工程、发酵工程、酶工程等技术而开发的饲料酶制剂、益生素、促生长和降低脂肪和生长激素、兴奋剂、促生长的免疫制剂，在畜牧生产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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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要积极采用生态环保技术。畜牧业的废弃物在国外被称为“放错位置的资源”，如何开发利用畜牧业的废弃物是当前畜牧科技发展的一个热点，国外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如美国畜牧科技界帮助养禽场开展废弃物的利用，试验成功用砂代替肉鸡舍中的锯末、刨花等作垫料。据称用10厘米砂层可减少舍内细菌数，缩小日温差，有利于肉鸡生长，更突出的是砂比其他垫料使用期长，减少了废弃物的产生。用禽粪与植物纤维合成的草皮用土和含水量低于15%的颗粒肥料，行销全美。泰国在英国支持下，大力开发屠宰禽废弃物饲喂鱼类，全国近1/3的鲶鱼是靠屠宰加工业副产品饲喂的，仅泰国中部地区每年利用40000吨喂鱼。畜牧业生态环保技术开发要尽量产业化，对开发城郊畜牧企业的生态环保技术要以“变废为宝”为主，使企业在投入一定资金后既整治了环境又得到经济上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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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无公害、绿色食品生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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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绿色食品并非只是单纯改变饲料结构或改变品种，它包括土壤、饲料来源、饲养过程、加工过程、环境控制等许多方面。传统的畜牧业是产品产出创造利润，现代畜牧业特别是城郊畜牧业，品质和绿色将成为业者能够长期生存的基本条件，这是指从养殖到加工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加入WTO以后，我国畜牧业所受到的冲击主要表现为产品品质和生产成本。城郊畜牧业的水平将真正代表中国的养殖业水平。在欧洲，绿色消费观念是建立在消费者的健康基础上，许多措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欧盟已明确禁止一些抗生素的应用。最近几年，欧洲连续出现了几次肉食品生产意外的事件，这更引起了全世界对畜牧业食品安全性的进一步重视。我国对代替抗生素和动物的健康还没有明确的法规。但寻求抗生素代替品的研究却引起了许多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的重视。为此，加大无公害和绿色畜产品生产所需要的相关技术支撑，将显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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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科学的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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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化的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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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存在的生产不规范，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应在参照国家或地方标准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实际养殖业生产情况，制定相关的养殖业生产标准和规范化运行模式。目前我国已制定出相应的农产品安全生产标准，其中畜产品安全生产标准方面包括，空气、养殖环境质量标准、养殖生产限制或禁止使用药物、配合饲料卫生质量标准、畜产品产品质量标准等多项指标。但如何将这些标准与实际养殖生产有机结合，需要我们在今后工作中不断完善畜产品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作，利用标准来规范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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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化的疫病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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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造成畜禽产品药物残留的主要原因是在疫病防治过程中，药物使用不当，或为追求养殖效益，非法使用违禁物品，存在超标现象，影响畜禽产品质量，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建立规范化的安全生产模式是解决兽药残留、违禁添加剂和激素类药物残留问题的重要措施。现有的规模畜禽场和养殖小区通过品种杂交配套、饲料、环境、疫病综合防治、管理最佳结合，实行标准化的规范饲养，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健康卫生安全的畜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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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效安全的饲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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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使用天然、无毒、无副作用的饲料添加剂，减少有害药物的使用量，促进畜禽生长发育，提高饲料利用率，降低畜禽死亡率。依据药物在畜禽体内代谢的半衰期，研究饲料中药物添加剂合理使用技术，保证产品中药物不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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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追溯的畜禽产品监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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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畜禽产品质量监控体系建设，形成以龙头企业自检为主的社会化畜禽产品控制体系，保证产品质量，创名牌产品，增加企业加工销售利润，为养殖者提供合理利润空间。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要大力建设和完善饲料、兽药、畜禽产品质量监控体系，对饲料、兽药等生产和使用环节以及畜禽产品进行官方抽检，确保实现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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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效的畜牧生产环境监测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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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畜禽养殖场自身的环境控制，使畜禽的生产性能得以充分体现。同时加强畜禽养殖场对周围环境的监测和监管，实现城郊生态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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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国生态畜产品市场消费与贸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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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畜产品市场消费与贸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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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畜产品市场供给与需求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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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畜产品市场供给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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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表9-1），从1980年至2006年，肉类和奶类生产分别从1205.4万吨、136.7万吨增加到8051.4万吨、3302.5万吨，分别增长了5.68和23倍。我国禽蛋总量也从1990年的794.6万吨增加到2006年的2945.6万吨，增长了2.7倍。同时，我国畜产品的生产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以肉类为例，1980年猪肉占肉类的比重是94.1%，到2006年下降到64.6%，变化幅度最大；牛肉、羊肉、禽肉所占比重分别由1980年的2.2%、3.7%、10.6%上升到2005年的9.3%、5.8%、18.7%（表9-2）。二十多年来，牛、羊、禽肉的生产发展很快。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政策的推动。各地重视肉牛、肉羊、肉禽优势产业带建设，出台优惠政策，加大品种改良和养殖小区的扶持力度。二是养殖效益的驱动。牛、羊、禽肉市场价格几年来基本处于稳中有升的状态，养殖效益较好，农民的养殖积极性较高。三是消费市场的拉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牛、羊、禽肉的消费稳中有升，拉动了生产的发展。四是龙头企业的带动。畜产品加工企业纷纷在肉牛、肉羊、肉禽生产基地建厂投产，带动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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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1 Change of the output of livestock products（198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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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2 Change of the national meat product structure（198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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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我国养猪业总体表现为在改革中前进，在发展中壮大，科技含量逐步增加，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生猪存栏数和猪肉总产量均居世界首位，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养猪和猪肉生产大国。尽管从发展速度看，猪肉远不及其他畜牧产品，但猪肉是我国居民传统肉食的主要来源，猪肉占肉类生产的比例仍然在60%以上，这种结构很难在短期内有太大改变。此外，我国猪肉生产近年来呈现如下特点：从养猪数量看，由于小城镇的建设，人们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环保意识的增强，发达地区养猪将会持续减少；从养殖方式看，生猪正在逐步向规模化养殖发展，这种态势日趋明显；从养殖风险看，动物疫病的频频发生，特别是2006、2007年在生猪主产省发生了猪蓝耳病疫情，疫病风险对养猪威胁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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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畜产品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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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镇居民消费来看，199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肉类消费量仅25.16千克，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肉类消费量已达到32.12千克，其中，猪肉20千克、牛羊肉3.78千克、禽肉8.34千克。从农村居民消费来看，199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肉类消费量仅12.59千克，2006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肉类消费量已达到20.54千克，其中，猪肉15.46千克、牛羊肉1.57千克、禽肉3.51千克（表9-3）。1990—2006年的17年间，城镇居民人均肉类消费量增长了6.96千克，年均增长率达到1.46%。农村居民人均肉类消费量增长了7.95千克，年均增长率达到2.92%。在肉类消费的构成中，增长最为明显的是禽肉消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量从3.42千克增加到8.34千克，年均增长率达到5.3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从1.25千克增加到3.51千克，年均增长率达到6.26%，与此相对应，禽肉在肉类中的地位也有所上升。1990—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牛羊肉消费量均呈稳步增长，但比重有升有降，其中城镇居民牛羊肉消费占整个肉类消费的比重由13.0%上升到11.8%，农村居民牛羊肉消费占整个肉类消费的比重由6.3%下降到7.8%；1990—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猪肉消费量呈稳步增长，但比重均有所下降，2006年猪肉消费的比重分别为62.3%和75.2%，但在整个肉类消费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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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3 The consumption and structure of m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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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国的肉类消费结构中，猪肉消费仍是肉类消费的主要部分。牛羊肉消费增长很快，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仅仅为3.78千克、1.57千克，远低于猪肉的人均消费量。与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差距更加明显。我国猪肉的人均消费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鸡肉的人均消费量接近世界水平。只有牛羊肉人均消费量（消费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肉类消费结构形成与我国家的经济条件以及人们的消费习惯、膳食结构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完全以国外肉类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作为比较标准是不科学的。但显而易见，中国牛羊肉消费整体水平较低，牛羊肉消费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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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生产的区域性和消费的习惯性，肉类消费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牛羊肉东、中部消费量较少，分别只有3.36千克和2.82千克，所占比重也比较小，其中贵州、江西、重庆、四川、浙江、云南、广东等省（市）牛羊肉消费占肉类消费的比重在10%以内；牛羊肉西部和东北地区消费量较多，分别达到4.48千克和5.64千克，所占比重也比较高，其中青海、宁夏、西藏、新疆消费比重在40%以上，新疆达到60%。家禽消费量较多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部和西部地区，鸡肉占肉类消费的25%以上，而中部和东北地区相对较低。猪肉消费量同样如此，东、西部消费量较大，中部和东北地区消费量较小（表9-4）。广西城镇居民每月人均猪肉购买量达到2.48千克，居全国之首；其次是广东，为2.39千克。全国共有18个省（市）城镇居民人均猪肉购买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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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4 Per Capita Annual Purchase meat of Urban Households in Eastern，Central，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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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畜产品贸易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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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主要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情况如图9-1所示。从出口的情况来看，1995—1997年我国主要畜产品出口总金额保持在28亿美元左右，到1998年和1999年呈逐步下降的趋势，1999年减少到22.5亿美元。到2000年回升到25.9亿美元，约占世界主要畜产品出口总金额的3%。2001年出口额有所增长，达到26.7亿美元，同比增长3.1%。2002年又略有下滑，降为25.7亿美元。到2003年回升到27.1亿美元。2004年我国畜产品出口额31.9亿美元，同比增长17.7%。2005年我国畜产品出口额3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9%，在此期间，尽管肉品出口金额呈下降的趋势，但肉品出口贸易仍占主导地位，占畜产品出口总金额的1/2左右，其次是活畜（禽）、毛绒类，而蛋品和乳品所占的份额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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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1 Change of trade volume of livestock products of China（199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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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口的情况来看，尽管主要畜产品进口额由1995年的12.1亿美元逐步下降到1998年的11.0亿美元，但2000年猛增到27亿美元，此后的两年增速减缓，进口额分别为28亿美元和29亿美元。2004年后，我国畜产品进口出现了快速的增长，2004年为40亿美元，2005年为42.3亿美元，2006年则高达45.6亿美元，同比增长7.7%，为历史最高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毛绒类、肉品和乳品进口量大幅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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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畜产品出口近年来也有了较快增长，但结构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主要以生猪、家禽产品为主（表9-5）。1995—1998年，生猪出口额占畜产品出口额的比重保持在20%以上，其中，比重最大年份是1995年，达到了24.2%，1996年比重最小，为21.7%。1999—2001年，生猪出口额比重有所下滑，但依然维持在15%以上，平均比重为17.3%。2002—2005年，生猪出口额占畜产品出口额的比重逐年增长，2004年达到了30.2%。1995—2001年，家禽产品出口额占畜产品出口额的比重逐年增加，年均增长2.03%。此后，比重开始回落，2004年为比重最低年份，仅占20.4%。1995—2005年，其他畜产品与羽毛产品所占比重也产生了波动，但幅度不大，其他畜产品占畜产品出口额的比重维持在18%左右，羽毛占畜产品出口额的比重维持在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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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5 Change of proportion of export amount ofthe main live-stock products（199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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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畜产品进口中，主要以动物生皮、动物毛为主，占畜产品进口总额基本在50%左右（表9-6）。其中动物生皮占畜产品进口总额的比例呈增长的趋势，而动物毛所占比重以较快的速度下降。2005年畜产品进口总额为42.3亿美元，其中以动物生皮和动物毛为主，占畜产品进口总额的60.7%；进口额分别是13.2亿美元、12.5亿美元，所占比重分别是31.2%、29.5%。乳品进口增长较快，进口比重由1995年的3.9%增长到2005年的10.9%。家禽产品进口波动较大，最高年份为1999年的22.7%，最低年份为2004年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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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6 Change of proportion of import amount of the main live-stock products（199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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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畜产品的进口国主要是澳大利亚和美国，所占比重为61.9%。2005年，在畜产品进口额中排前3位的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美国和新西兰，这三国的进口额占我国畜产品进口总额的73.6%，其中澳大利亚占36.4%、美国占25.5%、新西兰占11.7%。出口目的地则非常集中，在畜产品出口额中排前3位的是日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美国（表9-7），对它们的出口额占我国畜产品出口总额的63.9%。对它们的出口额及所占比重具体是：日本11.9亿美元，占32.9%；中国香港8.0亿美元，占22.1%；美国3.2亿美元，占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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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7 Change of export countries or regions of livestock products（199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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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生态畜禽产品市场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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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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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畜禽产品企业数量增加和规模不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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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研发上，参与开发的绿色畜禽产品企业数目逐年增多，开发出的产品总数、产量逐年增大，产品种类逐年丰富。根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统计，到2006年底，我国绿色畜禽产品企业开发出的产品总数为1656个，1997年绿色畜禽产品企业开发出的产品总数为128个，前者是后者的12.94倍（图9-2）。从1997年到2006年，绿色畜禽产品申报企业数、申报产品数、认证企业数、认证产品数、企业总数、产品总数、实物总量、年销售额和年出口额监测面积均以较快速度增长。2005年绿色食品管理的各项监管工作也不断深入推进，绿色食品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达98.3%，企业年检率达92%。在消费需求的拉动下，生产经营绿色畜禽产品的龙头企业也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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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2 The quantity of the national green poultry and livestock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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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色畜禽产品企业的市场开拓步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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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畜禽产品企业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已经初步打开了绿色畜禽产品市场的大门。他们积极参与各地的绿色食品展销会，注重企业产品的宣传，扩大企业和绿色食品品牌的知名度；通过在超市和商场等地建立配送中心、绿色食品专卖店和专柜等来开拓绿色畜禽产品流通渠道；同时，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和各级地方政府查处假冒侵权和违规行为，整顿和规范了绿色畜禽产品市场秩序，为绿色畜禽产品企业市场拓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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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绿色畜禽产品企业整体实力增强，综合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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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绿色畜禽产品企业综合实力有了显著的提高。目前，绿色畜禽产品企业和产品分布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大型知名绿色畜禽产品企业，如内蒙古伊利集团、内蒙古草原兴发公司等。绿色畜禽产品企业效益也不断增强，从整个绿色食品产业看，2001年中国绿色食品企业的年销售额为500亿元，到2006年，销售额就达到了1500亿元，出口创汇额也从2001年的4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9.6亿美元，年增长速度达到37.4%（表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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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9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green food（200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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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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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规模小，市场容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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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是作为常规食品的替代品而出现的，从发展方向和消费趋势上讲，各种常规食品都应被绿色食品所替代。但从我国市场上销售的绿色畜禽产品看，百姓日常食用最多的肉、蛋、禽等精、优、特绿色食品品种相对较少，选择余地不足，与人们的消费需求差距较大，无法满足需求的多样性，从而限制了对绿色畜禽产品的消费。而且大部分绿色畜禽产品生产企业是以县、乡镇农场为主的国有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生产规模小、设备陈旧、产量低，缺乏拳头产品、名牌产品，使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也影响了产品的销售和市场的扩大。根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国绿色畜禽产品企业主要产品产量：液体乳及乳制品336.5万吨，占67.3%；肉类15.5万吨，占0.2%。由此可见，我国绿色畜禽产品企业的产品结构还不甚合理而有待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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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色畜禽产品价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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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供求原因，绿色畜禽产品目前仍具有“贵族食品”身份而价格比较高，一定程度地限制了消费量和市场潜力的快速挖掘。虽然作为一类特殊食品，绿色畜禽产品应该是优质优价。可是有些生产企业没有正确分析产品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盲目提高其产品价格，使产品与市场定位脱节，造成了能接受绿色畜禽产品的消费者不能接受其价格，而能接受其价格的却又不能接受其产品的现象。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居民食物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在20%～30%之间，消费有机食品的消费者相对较多；而我国国内大多数消费者对绿色畜禽产品仍不具备足够的消费能力，目前能消费的只是一些中高档收入并具有一定文化层次的消费群体，这种局限性的存在必然阻碍了绿色畜禽产品的市场流通和总体销售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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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绿色食品市场开发滞后，营销渠道网络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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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畜禽产品自身的特殊性，决定其营销方式和普通食品相比有一定的差异，必须有专门的营销网络。绿色畜禽产品企业在开发产品过程中，虽然积极组织绿色畜禽产品进入市场，努力寻求特定的营销方式，但在全国范围内其市场拓展仍处于相对滞后的态势，绝大多数绿色畜禽产品还是通过传统的流通渠道，和普通食品市场一样进入市场，全国性绿色畜禽产品渠道和网络尚未建立起来。由于供销渠道不畅，出现商场内绿色畜禽产品品种少、数量不足等现象。批发商或生产商还不具备为超市供货的生产技术条件，使消费者不能选购到全国各地生产的绿色畜禽产品，从而影响了人们对绿色畜禽产品的消费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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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缺乏完整的系统化营销策略和全方位绿色畜禽产品广告宣传与促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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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畜禽产品企业在开展市场营销时，首先要研究和构建营销战略，以指导营销活动。因为有效的战略能够整合、配置企业的资源、能力和竞争力，以成功应对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在我国，绝大多数绿色畜禽产品企业对自己产品如何打进市场、参与竞争等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和全方位的营销策略，使产品缺乏市场影响力，购买率低，企业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益。另外，开发和经营绿色畜禽产品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参与。而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和各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将宣传对象和重点放在管理者和生产者身上，并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和调动生产企业开发绿色畜禽产品的积极性等方面，而面向广大销售者和消费者的广告宣传则明显不够。绝大多数绿色畜禽产品企业，仅满足于获得绿色食品标志的使用权，而不注重对产品积极宣传，因而没有发挥绿色畜禽产品应有的广告和品牌效应，致使精品形象未能确立。另外，认证机构的作用还不够明晰，现在认证机构众多，到底信任哪一个，消费者无所适从。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和促销宣传活动，一些消费者对绿色畜禽产品的认识和认知程度不高，甚至缺乏对绿色畜禽产品知识的基本了解，从而导致一些企业错失了许多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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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中国生态畜产品市场消费与贸易的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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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生态畜产品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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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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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态畜产品与一般畜产品相比，其最基本的功效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而消费者较高的生态环保意识是实现生态畜产品消费的终极支撑。在环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全球背景下，我国居民的环保意识日益增强，但并未意识到自身消费方式与环境的息息相关性，由于生态畜产品具有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效应，融入了保护环境、崇尚自然、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人们缺乏从消费领域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因此，从“消费决定生产”的角度应该纠正和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以推动生态畜产品市场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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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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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规模和结构主要是由消费者决定的，消费者的消费水平高，则市场规模就大，消费者需求不高则市场规模萎缩。畜产品质量问题给生态畜产品市场最直接的负面影响是降低了消费者对国产生态畜产品的消费信心，进而减少生态畜产品消费数量或寻找其他的替代消费品。如果形成了国产生态畜产品质量不如进口畜产品质量的思维定势后，国产生态畜产品的市场空间就会不断受到国外畜产品的挤压，在对外竞争中败下阵来。科林·G·布朗等人研究了中国肉牛业的状况，指出中国生产的牛肉至少90%以上以鲜肉形式或熟肉制品或简单加工形式进入普通牛肉市场，而高档市场的牛肉需求主要由进口牛肉来满足，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牛肉的品质好，而且还因为这些牛肉是“安全牛肉”。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态畜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低档产品的市场会越来越小，如果国产生态畜产品的质量水平不上一个新台阶，在与国外产品的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掺杂使假等不规范市场行为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信心。消费信心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减少消费行为，导致国产生态畜产品市场萎缩。在市场需求决定市场供给的现代经济社会中，市场萎缩的必然结果就是供给者的产品无法售出，迫使生产者纷纷转产，畜牧产业将陷入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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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对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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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生态畜产品价格对其消费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市场调查，设计了合理度指标，用来反映消费者对目前生态畜产品价格的接受程度。调查发现，调查对象更倾向于使用和接受“绿色食品”这一称呼，而对生态畜产品比较陌生。为了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在问卷中用绿色食品代替了生态畜产品。据调查结果统计分析，在250个被访者中，认为绿色食品价格很合理和基本合理的分别为8人和58人，占总数的3.2%和23.2%；认为目前价格比较高和太高的分别占总数的68%和5.6%。可见，价格因素是制约绿色食品消费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绿色食品的价格往往比普通食品价格高出1～2倍。消费者在购买绿色食品时往往考虑价格因素，如果价格太高，有些消费者在家庭预算一定的情况下将不会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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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10 The evaluation of the green food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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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居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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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民收入对畜产品消费存在总体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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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2004年，农民家庭的肉类消费量与农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现行价）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911，说明农民收入的提高是畜产品消费量增长的重要因素。就城镇而言，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及收入弹性递减的作用，二者的相关关系相对较弱，相关系数只有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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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民收入对畜产品消费存在结构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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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仅以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的畜产品消费加以说明（表9-11）。对不同收入水平户而言，各种畜产品消费的总趋势是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只是提高的幅度各不相同。最高收入户消费的猪肉是最低收入户的1.31倍，牛肉、羊肉、家禽分别是1.65倍、1.53倍和1.96倍，但鲜蛋只有1.27倍。奶制品消费的差距尤为显著，最高收入户鲜奶、奶粉和酸奶的人均消费量分别达到了最低收入户的2.94倍、2.29倍和4.54倍。表9-11还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所有畜产品消费增长存在速度下降的趋势。如从最低收入组到低收入组，收入增加了53.59%，猪肉、牛肉、羊肉、家禽、鲜蛋、鲜奶、奶粉和酸奶的消费分别增加了13.74%、25.79%、21.35%、26.70%、15.09%、46.70%、39.29%、63.31%。从高收入到最高收入组，收入增加了68.29%，但是，猪肉、牛肉、羊肉、鲜蛋消费分别减少了3.63%、4.01%、13.92%和8.79%，家禽、鲜奶、奶粉和酸奶的消费分别增加了3.60%、5.67%、3.23%、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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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11 The live stock consumption amount of urban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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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11 The live stock consumption amount of urban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2006）（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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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市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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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城乡之间较大的收入差距导致城乡居民对肉类食品的消费差异很大，2006年，城镇居民猪肉消费量是农村居民猪肉消费量的1.29倍，牛羊肉消费量前者是后者的2.41倍，两者家禽消费量相差4.83千克（表9-12）。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使城乡市场得到发展，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发生变化。黄季焜（1995）研究认为，在收入水平和价格同等的前提下，一个居民从农村转移到一个中小城市，畜产品的年消费量增加4.2千克（中小城市）至7.2千克（特大城市）（表9-13）。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城乡居民动物产品消费需求总量将快速增长。而居民生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生活质量得到较大改善，开始了解绿色消费，经过一段时间的熏陶之后，逐渐从了解转为关注，最后转化为购买和消费生态畜产品，从而显著增加生态畜产品的消费量。因此，城市化水平是影响生态畜产品消费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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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12 The average per capita live stock consumption amount of rural household and urban household（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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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13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consumption of per capita live stock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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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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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偏好均可引起区域差异，基于消费偏好的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畜产品消费结构上。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禽和鲜奶消费量最高，分别为9.80千克和20.19千克，东北地区城镇居民家禽消费量最低，为4.65千克，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禽消费量是东北地区的2.11倍，中部地区城镇居民鲜奶消费量最低，为14.05千克，东部地区城镇居民鲜奶消费量是中部地区的1.44倍；猪肉消费方面，西部地区（22.07千克）明显多于东部地区（20.23千克）、中部地区（19.52千克）和东北地区（16.25千克），其中，西部地区猪肉消费是东北地区的1.36倍；而鲜蛋消费方面，东北地区城镇居民消费量最高，达到13.56千克，高于东部地区（11.04千克）和中部地区（10.43千克），是西部地区（7.77千克）的1.75倍（表9-1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量以及消费结构，与城市居民消费偏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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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14 Annual purchasing volume of livestock products of per capita urban residents in east，central，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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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14 Annual purchasing volume of livestock products of per capita urban residents in east，central，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2006）（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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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生态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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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质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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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物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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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畜产品贸易及流通也呈全球化发展，人类和动植物正面临着更多的安全挑战，高致病性禽流感、猪瘟、口蹄疫等在全球范围内超越国境迅速传播的传染病在许多国家流行和发生，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使得近几年来动物疫病对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2004年1月27日当中国宣布确认广西、湖北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1小时后，日本、韩国、欧盟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立即采取措施，限制或禁止进口中国禽类及其产品，这次封杀使中国家禽出口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其中冻鸡产品出口受害最为严重。中国台湾1997年3月发生口蹄疫，各进口国家和地区立即禁止进口台湾的猪肉，同时还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长达10年的出口禁令，每年600万头生猪和猪产品近16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毁于一旦。可见，动物疫病在畜产品贸易中是进口国首先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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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药物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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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残留是指在动物饲养期间对其使用的药物到屠宰时尚未代谢完毕，仍有部分或极少量残留在肉品中。“三致”（即致癌、致畸形、致突变）作用、急性中毒、过敏反应、耐药性、污染环境等问题的频繁产生是药物残留带来的主要危害。基于此，残留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就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关注。中国对畜产品药物残留的认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1999年农业部制定了109种兽药在动物性食品中最高残留限量标准。由于兽药及有害化学物质残留的检测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检测方法和监控力量不足，管理不严，我国时常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如2001年8月26日广东省信宜市530人，同年11月7日河源市484人因吃猪肉中毒，2003年10月18日辽宁省辽阳市38人中毒，都因猪肉有瘦肉精。Cowan（1998）、Glitsch（2000）报道，西欧六国60%以上的消费者对牛肉的激素、抗生素和化学残留问题非常忧虑，在购买猪肉时也担心激素、抗生素和化学残留问题。美、欧等国已纷纷立法，对进口和国内食品中的兽药、杀虫剂、农药的残留及病源进行严格监控。可见，药物残留问题解决不好也会成为中国畜产品出口的重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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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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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实施“从农场到餐桌”战略，食品加工业在管理上实行“良好生产操作规程（GMP）”，在安全控制上普遍实行“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和ISO9000族标准体系。相比之下，我国的5万多个食品加工企业中，只有133家达到国家二级企业标准，HACCP体系和ISO9000族标准体系的建立、实施相当缓慢，这对中国畜产品出口带来了很多困难。可见，要增加畜产品出口数量，必须有严格的生产标准和完善的产品加工质量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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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工转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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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市场上以鲜、冷肉和其他符合国际标准的肉类产品为主，畜禽肉转化为肉制品的比例一般为30%～40%，有的国家甚至达到70%。此外，发达国家肉制品种类繁多，德国和法国都有1500多种。而我国虽然在冷藏、冷冻、包装、运输等环节上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只能向市场提供非常有限的冷鲜肉，能向市场提供符合国际安全卫生标准的肉类产品就更少。此外，我国畜产品的深加工转化率很低，加工品种少，技术落后，加工品质量差，这些都严重影响我国生态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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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物福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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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64年Ruth Harrison出版《动物机器》以来，关于现代动物养殖伦理问题的激烈讨论一直持续至今。由于大部分消费者并不在意动物的饲养方式，动物福利对消费者的影响非常小，但是随着对动物福利问题感兴趣的人数呈上升趋势，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影响贸易的主要因素（McCarthy等，2003）。近年来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相继立法改善动物福利，要求在集约化生产条件下尽量满足动物的自然习性需求，而提高动物福利意味着增加畜产品的生产成本。欧洲的民意调查表明，50%的消费者对动物福利问题非常忧虑，约30%～40%的消费者对此表示关注，而只有10%的人对其完全不在乎，其中女性比男性对动物福利问题更加在意。另一调查中，64%的法国人和45%的意大利人认为高福利牛肉价格增加10%～15%是合理和可以接受的，两个国家中均有25%的消费者表示愿意为高福利支付25%以上的额外费用，当然消费者的承诺和他们的行为是两回事，迄今为止，较高福利猪肉的市场价格很难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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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生态畜产品市场消费和贸易的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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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对生态畜产品相关知识的科学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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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大力宣传生态畜产品的标准、管理和执行状况，通过信息强化，提高广大消费者对生态畜产品认知程度。目前，随着收入水平的日益提高，城乡居民在消费观念、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等方面有了较大变化，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细，但是我国广大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居民对生态畜产品的认知水平普遍还非常低，加之生态畜产品价格相对普通畜产品的价格劣势，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生态畜产品的市场空间，限制了生态畜产品的消费和贸易。因此，必须多形式、多层面、全方位加大生态畜产品的宣传力度，宣传生态畜产品的概念特点、健康保障效应、产品标志识别、性能价格比以及生态和社会效益，宣传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意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畜牧业的良好氛围。通过公益广告、知识竞赛、系列报道等多种宣传形式，逐渐改变生态畜产品鲜为人知的状况，提高人们对生态畜产品的整体认识水平，帮助人们逐步养成消费生态畜产品的习惯和偏好。针对消费者的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的差别，有层次、分步骤地推进和开发生态畜产品的消费市场，目前可将高收入阶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作为目标顾客进行重点宣传和引导，以此为中心向其他人群扩展，逐渐形成生态畜产品的波及效应和拉动示范效果。与此同时，必须重视培养生产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促进生态畜产品消费意识的形成，从根本上推动生态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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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绿色畜产品认证、监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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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质量标准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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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标准体系是向消费者提供高质量和安全食品的根本保证，是推动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政府应广泛积极地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尽快建立与国际标准接轨、内容不断充实的生态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从制度上控制生态畜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过程，大幅度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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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对畜产品市场的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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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畜产品质量的监管不足是形成畜产品市场“柠檬现象”的重要原因。在解决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的过程中，虽然微观经济组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更主要是由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因而就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加快生态畜产品检测和环境监测机构建设，形成中央、省、市三级相对完整、功能齐全的检验监测体系，并加强对这些机构的管理监督。在完善政府监管体系的基础上，间接发挥信息传递功能，抵消由畜产品质量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同时，还要加大政府处罚力度，对生产、销售劣质畜产品的企业和零售商处以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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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生态畜产品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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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产品生产体系是指应用无污染饲料和无公害饲料添加剂进行畜禽饲养、繁殖，生产无污染、无公害、健康的优质畜产品。因此，在畜禽繁殖环节上，应选用优良品种的种畜进行配种繁育，以提高后代畜禽抗病力和出肉率。在畜禽饲养环节上，要改变传统的单一饲料结构和饲养方式，提高饲料营养和利用率；使用绿色饲料，提高畜产品品质；在生产管理上，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模式，提高畜产品生产水平。在畜产品生产环境上，积极推广畜牧业清洁生产工程技术，加强畜禽防疫工作，预防畜禽疫病的发生和流行，从而防止畜禽污染，提高畜禽卫生质量。通过上述环节，建立完善的生态畜产品生产体系，提高畜禽生产数量和质量，使我国的畜产品生产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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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生态畜产品流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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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突出畜产品的生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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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产品是无污染、高质量的安全食品，如果采用传统流通渠道，如通过农贸市场与普通农产品混同进行低级出售，会从生产和消费两端阻碍生态畜牧业的顺利发展，生产者的产品找不到实现其生态价值的畅通、高效销售通路，消费者无法快速地获得其所需产品，产销无法实现顺利衔接。因此，在包装、储运、销售网络、促销手段、定价策略和消费使用等过程中，生态畜产品都应按照自身鲜明的特色和严格的技术操作要求，深化生态畜产品优越性的认识，创新流通渠道、手段、技术与交易方式，提高流通效率，以提升生态畜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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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重视消费者的层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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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生态畜产品生产、销售成本普遍高于普通农产品而最终形成较高的价格，因而，在市场定位上，消费者主要是收入水平较高、健康意识较强、知识层次高的消费人群以及特定群体，如儿童、孕妇等。所以，在流通体系的构架中，要根据消费者的层次特点，进行流通渠道的重点选择与建设，如着力于生态畜产品专卖店、连锁店的建设安排，实现流通的高效率与准确定位，以便促进稳定的绿色消费群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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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定合理的生态畜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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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始终是消费者最为敏感的问题，也是生态畜产品企业营销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虽然消费者普遍认为生态畜产品价格高于普通食品，但却不了解为何价格高出很多的原因，这就需要进行必要的宣传工作和尽量降低生产成本并运用科学合理的定价策略。首先，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应共同承担企业生态生产成本。生态畜产品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且具有极大的正外部性。因此，这就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生态生产成本，分担企业的成本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产品价格。政府承担治理污染的监管责任和必要的补贴，还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对企业生产生态畜产品给予无偿的或有偿的资金投入，逐步建立扶持生态畜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企业承担治理污染的投资和部分运转费用；消费者承担企业因污染治理发生的部分费用转嫁所导致的产品价格的升高。其次，企业要运用科学合理的定价策略。根据有关研究，认为目前绿色食品价格比较高和太高的人数占到被调查人数的73.6%，并且86%的被访者表示价格稍微降低一点，会购买更多的绿色食品。这说明了生态畜产品企业为了扩大生态畜产品市场，完全可以采取市场渗透定价法。另外，可以针对不同市场和消费者阶层采取差别定价，对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可以适当提高生态畜产品价格，而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则应采取低价销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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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规范化的技术应用及推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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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畜产品生产加工为核心，加强先进实用技术的开发研究和推广。要运用细胞工程、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开发优质品种，扩大应用面；加强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化肥和新型饲料添加剂、抗生素的绿色投入物的研究，调整农药化肥结构，积极开展畜禽免疫技术研究和各种疫苗的开发、推广应用，加强加工、储藏、保鲜、包装、运输技术研究与开发，改进农牧业生产方式。注重各项技术的组装配套，发挥综合效果。同时，加强对生产者的培训，把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系列标准和生产技术列入培训计划，作为农牧业技术培训、“绿色证书”培训、跨世纪青年农牧民培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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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及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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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目标体系设计与战略重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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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目标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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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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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生态畜牧业突出的是发展与生态两大主题，在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的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正确处理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为此，在加快畜牧业发展进程中，必须不断促使畜牧业由传统的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变，实施标准化生产，提高畜牧业的科技含量和集约化水平，合理配置和利用畜牧业资源，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3R，即reduce、reuse、recycle），达到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并重，确保畜牧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在生产目标方面，畜牧业生产应从资源特点出发，不断调整生产结构，优化动物品种组合。如对品种结构、年龄结构、生产规模结构等进行系统考虑，形成高效益、多功能的转化体系。农区要由目前分散饲养、粗放经营的畜禽饲养方式向标准化、集约化、产业化和资源低耗的生产方式转变，大力发展适度规模养殖专业户和养殖小区；牧区要加快草原建设，注重草原生态保护，由传统粗放的游牧生产方式向舍饲半舍饲圈养、季节性放牧、划区轮牧等现代草原畜牧业的生产方式转变；城郊地区要依靠经济、科技、人才和市场的优势，由传统的排污型畜牧业向洁净生产、高效转化和集约经营转变，大力发展外向型和循环型畜牧业，着力提升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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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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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实现了连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平均年递增9.9%，产值增长近5倍。但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却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年人均消费20千克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畜产品供应从总量短缺局面逐步转变为结构性相对过剩。但是，我国无公害、有机等高端生态畜产品的消费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要进一步提高畜产品消费水平，就必须调整畜产品结构，提高畜产品质量，大力发展和引导消费生态畜产品。目前，可以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实行质优价高的“绿色食品”措施，以带动人们的消费观念变革，同时推动生态畜产品的消费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为促进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进程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树立起未来的市场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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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贸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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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畜牧业持续快速发展，使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畜产品生产国，但畜产品出口一直很少，并从1996年以来呈现持续下滑的趋势，如我国肉类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从1996年的4.58%逐步降至2003年的1.45%。其中绿色壁垒是制约我国畜产品出口的主要瓶颈。尤其自加入WTO后，由于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而使畜产品国际贸易门槛不断提高，导致畜产品出口难度进一步加大，使我国畜产品贸易逆差逐步扩大。2002年，我国畜产品贸易逆差3.74亿元，2003年达到19.45亿元，2004年进一步扩大到29.99亿元。这种格局的出现使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必然需要树立明确的贸易目标，即不断提升畜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克服国际贸易绿色壁垒，逐渐扩大我国畜产品在国际贸易上的市场份额，不断缩小畜产品贸易逆差，致力打造畜产品贸易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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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目标（生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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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畜牧业属于资源耗费型和环境污染型产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很大。目前，我国畜牧业资源的市场配置方式相对滞后，经济发展的内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均比较突出。其中内部不经济性主要表现在过高的物耗和能耗，饲料转化效率低，生产成本高、效益低；外部不经济性主要表现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形成较大的环境损失。因此，在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时候，一定要注重畜牧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在畜牧业生产中，要按照循环经济的原则，将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和污染排放”的单向物质流动过程转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流动过程，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畜牧业生产的内部不经济性，建立循环型畜牧业生产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要推广和采用先进的绿色环境技术，处理好畜牧业生产带来的粪污、废水等污染，维护生态环境，不断降低环境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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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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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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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畜产品进入供需基本平衡、个别畜产品略有饱和的局面下，发展生态畜牧业以提高畜产品质量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随着人们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高档、名牌生态畜产品的国内市场空间日益扩大。同时，从国际贸易来看，我国畜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但由于质量问题却导致出口屡屡受阻。为此，不断提高畜产品质量，对拓展国际市场和提升竞争力，显然具有重要影响。这是发展生态畜牧业的首要战略重点。实施产品战略就是要引导企业主动进行无疫病、无残留、无污染的生态畜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培育和壮大生态畜产品市场，保证生态畜产品的有效供给；加快建设畜产品质量与安全标准，建立完备的质量检验监测体系，加强对卫生环境、生产过程、加工工艺的环保检测，不断提高我国生态畜产品的整体质量水平。同时，要实施优质名牌产品战略，大力开发名、特、优新畜产品，培育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名牌产品和知名企业，使畜牧业由规模扩张型转向质量效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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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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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牧业的稳步发展是建立在良好的产业结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应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和优化畜牧业结构，把科技进步和结构升级作为主要目标，而不应以增加产量或单纯的调整产业结构比例为主要目标。要把研究、开发和推广畜禽优良品种和提高畜产品质量作为畜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尽快以优良品种取代低劣品种，不断提高畜禽单产水平和畜牧业生产效益。既要大力发展节粮型畜牧业，扩大草食家畜比例，如肉羊肉、牛业和奶业等，又要根据当地饲料资源条件和季节不断调整畜禽内部的种群结构，高效利用和转化饲料资源，提高生态畜牧业的效益，同时，还要通过延伸畜牧业产业链条的方式，促进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提高加工深度，增强畜产品加工能力，不断发展畜牧业产业组织，提高畜牧业产业化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比较完整的和具有效益的畜牧业良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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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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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畜牧业发展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调整结构并组织生产，培育生态畜产品市场体系，完善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生态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集贸市场、批发市场及各种超市、连锁店等全国性的生态畜产品流通市场网络，健全市场规则，打破地区封锁与部门垄断，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不断提高市场化水平。目前的重要措施就是加强畜牧业生产和畜产品供需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为生产者进行生产经营和结构调整提供准确和快捷的信息服务。国家要加大对畜牧业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建立灵敏的现代化市场信息传输网络和信息监测系统，监测市场畜产品供需和价格动向，及时发布信息预测预报，为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进而有效引导生产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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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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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速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生态畜牧业转变过程中，技术因素将越来越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努力提高畜牧业科技水平，才能不断降低畜牧业生产成本，在提高竞争力的过程中实现生态畜牧业的多重效益。实施生态畜牧业技术战略时，必须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加强生态饲料生产技术、资源高效转化和循环利用生产技术、洁净畜牧业生产技术、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和动物疫病防治技术等生态畜牧业核心技术体系的科研开发和推广工作，不断提高饲料转化效率、劳动生产率和畜牧业生产水平，降低畜禽死亡率；二是要建立健全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加强畜牧科技教育、技术培训和技术推广，不断提高畜牧业科技的转化率；三是要抓好畜牧业生态养殖示范园区、畜产品加工示范区建设，以点带面促进畜牧业科技成果的普及和应用，推进生态畜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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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生态畜牧业技术支撑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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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饲料生产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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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度开发和合理利用饲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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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养殖业成本70%以上是饲料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讲，饲料品种与科技含量所构成的成本决定着养殖业的经济效益。因此，饲料资源的开发利用是降低畜牧业生产成本，增加畜牧业经济效益的关键环节。目前，我国的饲料价格高、质量低，不具有竞争优势。为此，必须充分挖掘潜力，广辟饲料资源，加大饲料资源的开发力度。要对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饲料开发和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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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区饲料资源的开发利用要在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发展牧草种植，使种植业从“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转变，同时推广饲料青贮技术，扩大氨化秸秆的应用范围，加强混合饲料的开发和推广应用以及对科技含量高的饲料新品种的开发，最终形成具有农区特色的饲料资源利用的技术支撑体系。草原地带则要发挥牧草生产优势，合理利用草场资源，严格实行以草定畜，推广围栏放牧、轮牧和舍饲等科学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有效防止天然草原的退化和沙化。同时加大筛选和培育适合不同草地类型的草种，改良和建植人工草地，进一步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推广先进的牧草生产技术，大力发展牧区草业，提高草原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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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发生态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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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饲料又名环保饲料，它是指围绕解决畜产品公害和减轻畜禽粪便对环境污染等问题，从饲料原料的选择、配方设计、加工、饲喂等过程开始，就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动物营养系统的调控，以改变、控制可能发生的畜产品公害和环境污染，使饲料达到低成本、高效益、低污染的效果。常见的生态饲料有多种，主要有饲料原料型生态饲料、微生态型生态饲料和综合型生态饲料。开发生态饲料的重点在于对生态饲料添加剂和生态饲料配制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前者是配制生态饲料的核心，必须从酶制剂、微生态制剂、有机微量元素等方面入手，研究和开发具有明显效果的物质配方。后者的重点则是准确估计动物的营养需要量和所用原料的消化率，通过改进饲料的加工工艺以充分提高饲料中养分的消化和利用效率，从而改善饲料的卫生状况，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并最终有利于动物的生长与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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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源高效转化和循环利用的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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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畜牧业资源高效利用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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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和畜牧业资源各不相同，发展生态畜牧业和实现畜牧业资源高效利用的基本原则就要从资源与市场条件出发，按照动物生态学中的个体、品种、种群、群落四个层次，调控个体与环境条件相平衡、品种与区域环境相平衡、种群与自然环境相平衡、群落与资源环境相平衡，提高畜禽个体生产性能，优化畜禽品种，确立合理的畜牧业生产结构和规模，充分利用畜牧业资源，不断提高畜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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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力普及能够实现资源高效转化的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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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生产过程是利用第一性生产制造的有机物进行能量的转化与物质生产的过程。生态畜牧业的资源高效转化技术就是要提高物质和能量的转化效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畜禽良种繁育和推广工作，淘汰劣质种源，提高畜禽单产水平，减少维持消耗；二是不断推广和普及饲料配方技术，根据各地饲料资源的优势和畜禽品种特点，选用消化率高、营养变异小、有毒有害成分低、安全性高、抗营养因子少和抗营养因子易消除的饲料原料，形成配方科学化、系列化、地方化，使生产的饲料达到消化率高、增重快、排泄少、污染少、无公害的目的，有效提高饲料转化率；三是加快推广和普及标准化养殖技术，根据每种动物的生理特点和生产技术要求，合理确定畜禽品种结构、公母比例及年龄结构，确定最佳出栏期，做到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饲养，达到低投入少、高产出多的目的；四是根据各地动物品种、数量规模、生产要求，结合动物疾病发生规律，建立程序化防疫灭病规程与方法，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减少经济损失；五是根据不同区域资源特点，确定不同的生态畜牧业生产模式，将畜牧业与其他产业联系起来，形成统一整体，相互补偿、互为促进，做到饲料资源多层次利用，能量多层次转化，形成良性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系统，实现无废物、无污染生产，提高畜牧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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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发和推广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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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农业废弃资源的利用技术。把农作物秸秆、秕壳、枝蔓等被当作废弃物的农业资源利用起来，通过生态经济学原理，按照再生循环利用的方式，研究开发和推广普及农业废弃资源的利用技术，使之变废为宝，形成良好的畜牧业循环经济体系，创造巨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如我国农作物秸秆数量非常巨大，大部分都被当作废物在田间焚烧，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和浪费，因此，要大力推广秸秆青贮和氨化技术，发展秸秆养牛养羊业，有效利用农业资源。二是畜禽粪便的再生利用技术。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和动物饲养量的不断增加，每年畜禽粪便等废弃物的排放量也逐渐增加，由此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在这种形势下，要积极推广畜牧环保新技术，提高畜禽粪便废弃物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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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开发和推广畜牧业洁净生产的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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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户散养的环境净化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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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畜牧业以千家万户的散养为主体，在农区尤甚。由于农民的环保意识差，畜禽粪、尿、臭气等对环境的污染较为严重，因此，推广环境净化技术已迫在眉睫。一是要推广普及兽医消毒防疫技术和畜禽粪污处理技术，确保畜禽生产的清洁环境，减少疫病的发生和畜禽排泄物对环境的污染，优化农村居民生活环境；二是推广标准化饲养技术，适当扩大养殖规模，加快养殖业小区建设，以利于畜禽饲养管理和粪污的集中处理；三是按照“物质循环利用，能量多级转换”的生态学原理，要在农村推行以种植业为依托、畜牧业生产为中心、沼气工程为纽带的生态畜牧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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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模化养殖场污染处理的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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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养殖场的污染防治首先要合理规划、科学选址，选择远离城市、工业区、游览区、人口密集区、地下水和主要河道的地方建造畜禽圈舍，场内要合理植树绿化以净化空气，并要建造畜禽粪便和污水的处理设施；其次要规范养殖场消毒和疫病防治程序，保持圈舍干燥清洁，为动物健康提供洁净环境，减少畜禽疫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其三要对饲料配制、饲养管理和产品加工全程实行标准化，根据畜禽营养需要配制平衡日粮，科学饲喂生态饲料并实行阶段饲养，避免多喂而造成的饲料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第四要大力推广粪污生物处理技术体系，采取机械和自动化装置，对养殖场的粪便进行清扫、干燥和生物处理，将粪便制作成有机肥或制作成饲料循环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增加养殖的经济效益，促进生态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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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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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广适度规模的标准化养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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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规模的标准化养殖即适度规模与标准化相结合的畜禽养殖。适度规模标准化养殖是提高我国畜产品质量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也是传统农村养殖的一场革命和发展现代化畜牧业的重要取向，与传统饲养方式相比，具有饲养规模适宜、严格实施标准化生产、注重国内外市场需求及其变化、环保条件好、经济效益高等特征。针对目前我国畜禽养殖在饲养规模和标准方面存在的问题，如家庭分散饲养为主、总体规模化程度低，标准体系不健全、有标不依现象普遍存在等问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制定我国适度规模标准化养殖发展的战略规划，完善我国畜禽标准化养殖技术体系，加快畜产品生产主体由散户为主向适度规模的专业大户或养殖场为主转变，并按照标准化要求，实行科学饲养管理，加大对畜禽产地环境、畜牧业投入品的管理与控制，使饲料生产、饲养管理、疫病防治等全程标准化，以避免饲料污染、动物疫病和兽药残留等对畜产品质量的影响，提高畜产品内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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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行HACCP和GMP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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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发达国家质量安全管理的成功经验，推行良好操作规范（GMP）和危害性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管理系统，规范畜禽饲养和产品加工，以促使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对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等各个生产环节进行全程控制，提高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意识，确保畜产品的卫生和安全，切实增强我国畜产品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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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广畜产品安全加工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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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建立健全生态畜产品生产的标准体系和质量检测体系，监督、引导畜禽生产企业按照畜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从畜禽生产到屠宰、加工、产品销售实行全程质量监控，兼顾畜产品数量的增长与品质的提高。其次，要加快畜产品加工技术体系的研究、推广和普及，如提高营养、平衡营养和除害增利技术，速冻保鲜技术，电脑控制技术等，通过使用这些高新技术，可以改进畜产品加工工艺，减少畜产品加工环节的污染和对产品营养元素的影响，提高畜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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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动物疫病防控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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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物疫病防疫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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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重在预防。因此，要强化动物疫病的常规防疫和重点防疫，提高动物的防病能力，全面控制重大动物疫病的暴发与流行。一是要加快完善动物疫病特别是重大动物疫病防疫技术体系，加快研制低毒、高效和无副作用的兽用疫苗，制定科学的免疫防疫方法和程序以及科学的免疫效果监测方法；二是要建立和完善动物疫病监测体系，健全基层兽医防疫体系，加强动物疫病的预测预报；三是要根据各地疫情动态和疫病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科学有效的免疫防治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动物疫病的发生；四是要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现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全面免疫，避免重大动物疫病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对人类健康构成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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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兽医治疗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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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兽医疫病的诊治技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影响着畜产品质量和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要加强兽医领域特别是临床科学的科研工作，加强中西兽医综合诊断和治疗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开发简便快速的兽用诊断和治疗仪器、设备和药物等，不断改进诊断、治疗方法和手段，大力普及先进、实用、有效的兽医诊疗技术，使动物疾病能够快速、准确地诊治，降低死亡率和治疗成本，减少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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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兽医用药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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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做到科学用药，要按照疾病的具体情况采用合理的兽药以及用药方法和剂量，严禁使用违禁药品和假冒伪劣产品，避免过度用药，特别要注意休药期的用药问题，以控制畜产品的药物残留；其次，要从严管理兽用生物制品，推广使用高效、低残留兽用药物，降低药物污染畜产品的几率；最后，发挥我国传统中兽医的优势，使用价格低廉、效果良好和无残留的纯天然中草药替代具有副作用、残留和抗药性的抗生素及化学药品等，既可以提高畜产品的质量，也能增加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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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中国生态畜牧业产业水平的基本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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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生态畜牧业集约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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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大生态畜牧业经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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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各地把发展规模养殖作为促进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和提高产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点来抓，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我国生态畜牧业处于起步阶段，经营规模偏小、产业水平不高，需要加快推进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进程，逐步扩大生态畜牧业养殖规模，不断提高规模化养殖的数量和产量比重。目前，扩大生态畜牧业生产规模的重心就是要在广大农村加快生态型养殖小区建设，改变我国传统的一家一户的散养方式，促进现代集约养殖方式的转变，有效控制动物疫病和兽药残留，改善畜产品质量，提高养殖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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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集约化生态畜牧业科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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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集约化生产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技术密集，科技贡献率高。应充分借鉴这一经验，加强集约化生态畜牧业科技的研究与普及工作，不断提高集约化生态畜牧业的科技水平。既要大力开展生物技术利用研究，加快饲料资源的生物开发和利用，培育高产、抗病的优良牧草品种，选育高密度饲养条件下优质、高产、抗病的畜禽优良新品种，广泛推广人工授精技术和畜禽疫病程序化免疫等防治新技术，采用畜产品加工和保鲜新技术，增加畜产品的价值，又要应用畜禽粪便和污水的生物处理技术，确保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要不断推进我国生态畜牧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广泛利用计算机程序化管理，在饲料配制、牧草生产、畜舍保温、畜禽饮水和采食、拣蛋、挤奶、粪污处理、产品加工和运输等主要生产环节，加快机械化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与推广，大幅度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畜牧业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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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生态畜牧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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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牧业集约化经营，就是充分利用企业的运行机制组织畜牧业生产，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讲求投入产出，对生产的劳动消耗、物质消耗和经营效果进行精心核算，将集约化畜牧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取得最佳的生态和经济效益。为此，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不断提高舍饲生态畜牧业的集约经营水平，通过加大科学管理的投入，建立高效、灵活的组织管理系统和分工协作系统以及科学的饲养管理制度和畜禽疾病预防制度等制度或技术体系，使生态畜牧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二是要提高草地生态畜牧业集约化经营水平，主要是改变粗放经营方式，依靠科技将各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改变靠天养畜、受制于自然的状况，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使草原畜牧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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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生态畜牧业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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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生态畜牧业产业化发展战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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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畜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养殖户分散经营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实施生态畜牧业产业化战略，以市场为向导，以效益为中心，依靠龙头企业带动，对畜牧产业实行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和产加销或牧工商一体化经营的养殖业生产模式，以建立起推动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支撑保护体系，解决千家万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大流通的矛盾，促进生态畜牧业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发展。实行畜牧业产业化，既能使养殖户分享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形成的增值利润，提高经济效益，也可以使养殖户自觉按照市场需求，科学安排产销计划，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适销产品，避免生产和销售的大起大落，有利于我国生态畜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另外，由于养殖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强，畜牧业产业化能延长产业链，有力带动种植业和加工业的发展，提高畜牧业的比较效益、综合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整个农业的产业化，是转变畜牧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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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生态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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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畜工商一体化利益分配机制、培育各种中介组织的基础上，促使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紧密衔接，不断延长生态畜牧业的产业链。要围绕畜牧业养殖，大力发展饲料工业和畜禽产品加工业，努力丰富生态畜牧业的内涵，扩大生态畜牧业的外延，通过扶持龙头企业，采取“公司+农户”、“公司+基地”等方式，大力推广规模化、集约化的饲养技术，增加畜牧业产业链的总产值，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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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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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牧业产业化发展，必须遵循生态学原理和规律，根据不同的生态区域和畜禽动物的生物学特性，在生态畜牧业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创新，推广新经验，采用新模式，建立和完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三统一的畜牧业产业体系，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农区，要建立现代农牧结合型的生态畜牧业，利用种植业与牧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互供产品、相互促进的关系，将种植业与畜牧业结合起来，走农牧并重的道路，提高农牧之间互供产品的能力，形成农牧产品营养物质循环利用，借以提高农牧产品。在农区，其重点是挖掘农区潜力，广开饲料来源，发展节粮型畜牧业。在草原地区，要实行草地季节性生态畜牧业经营。要根据草原地区的气候特点和牧草及家畜生长发育的季节，多利用生物生长规律的“时间差”、“空间差”等特点，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缩短传统草地畜牧业生产的周期，达到草畜同步、生态平衡，从而提高牲畜的周转率、出栏率和商品率，增加经济效益。与此同时，要大力推进和发展现代绿色生态养殖，开发生态饲料，运用生态方法，生产生态有机畜产品，提高畜牧业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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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力发展外向型生态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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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健全与国际标准相接轨的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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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质量是制约我国畜产品国际贸易的最主要因素，而我国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不健全、与国际标准不接轨，严重影响着我国畜牧业的国际市场拓展。因此，发展外向型生态畜牧业，首先要建立健全与国际要求接轨的生态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大力实施饲料安全工程，加快畜产品质量标准化建设。加快完善畜产品质量检验和监测体系，特别是要抓好地市级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和县级快速检测站建设，从畜禽生产基地和流通市场入手，定期抽样与检测畜禽饮用水、饲料原料和畜产品等，积极鼓励和支持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企业开展质量认证工作，提升我国生态畜产品的整体质量与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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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国际畜产品市场合理调整畜牧业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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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市场调整和优化畜牧业产业结构，是优化畜牧业资源配置，扩大我国生态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畜群结构，发展国外适销对路的产品，如生产国际上畅销的肥犊、肥牛、肥羔、肥羊等畜产品，还可以生产我国许多独具特色的珍贵名、优、特畜禽产品；其次要提高反刍动物的比重，加快发展牛羊饲养业和奶业，不断培育节粮型畜牧业发展的规模，降低畜产品生产成本，增强我国畜产品的价格优势；第三要促进畜产品由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一方面通过加工过程，可以净化产品、消灭病菌、分解残留药物，以应对国际疫病和药残检验等绿色技术壁垒，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生态畜产品的附加值，使畜产品生产企业多获利、多创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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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扩大生态畜产品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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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外向型生态畜牧业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扩大畜产品出口，逐步增加我国生态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促进生态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我国畜产品在世界畜产品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的状况，要采取有效措施扩大畜产品的国际贸易。一是要积极扶持从事生态畜产品出口的龙头企业，如采取优惠出口退税政策、削减不合理的收费项目、提供出口信贷和提供补贴等措施；二是要加快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出口基地建设，按照国际标准组织畜禽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卫生质量检验监测，提高我国生态畜产品的质量和国际信誉；三是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出口商会的作用，统一协调我国生态畜产品的出口价格，维护公平、公正、公开、有序的生态畜产品出口秩序；四是要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强化市场开发能力和处理贸易争端的快速反应机制，不断提高我国对畜禽产品贸易的管理能力；五是要加强出口销售网络和贮运体系的建设，并加强信用培育和规范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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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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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生态畜牧业宏观管理体制与法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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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宏观管理体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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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畜牧业管理体制存在部门分割的现象，畜牧生产由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而畜牧业科技、畜产品加工、贸易和进出口检疫则由其他部门管理。这种管理体制，不仅政出多门，管理成本高，运行效率低，而且由于部门间信息不透明，影响畜牧业市场信息的及时传递，阻碍了畜牧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快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是改革现行畜牧业分割管理的体制，将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贸易和进出口检疫等各环节连接起来统一管理，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从而更加有效地贯彻执行国家畜牧业的产业发展方针、政策、法律与法规以及各种标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强化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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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畜牧业法制建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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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法制化管理的保障体系是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关键。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畜禽养殖排污标准》及《畜禽养殖排污管理条例》等多部涉及畜牧业的法律法规，为保障养殖业的高效发展及动物产品的安全卫生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然而，这些法律法规仍不健全，有关生态畜牧业发展方面的内容较少，不能适应目前生态畜牧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应加快组织清理、修改和制定有关生态畜牧业的法律法规。既要制定有利于推进畜牧业可持性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要制定符合WTO规则以支持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如农业环境保护法、农业补贴法和兽医法等，同时要修订和完善一些内容已经过时的法律法规，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制定和出台法律法规的同时，更要加强法制管理。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高全社会的法制意识和生态意识，真正做到依法治牧，为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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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优势生态畜牧业区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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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化能突出区域性和产品重点，发挥区域比较优势，调整与市场流通、市场格局及加工布局相适应的生产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发挥资源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目前，我国畜牧业生产逐渐向优势产区集中，区域化生产格局逐步形成。如生猪生产以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地区为主产区，牛肉生产集中在中原和东北地区，羊肉以西北牧区和中原地区为主，禽肉生产主要集中在东部省份等。发展生态畜牧业，就要依托目前已经形成的畜牧业优势产业带，根据各产业带的资源特点，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把畜牧业的发展规模和区域性生态环境以及现代化程度综合起来考虑，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态畜产品集中生产区，加速全国生态畜牧业的区域化进程。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要面向国际市场，强化禽肉、禽蛋和奶类等优势产业带，发展外向型生态畜牧业，建设一批创汇畜牧业基地；中部和东北部地区要充分利用饲料资源丰富的特点，加快生猪和肉牛的优势产业带建设，大力发展农牧结合型生态畜牧业，实现资源的就地转化；西部牧区要合理利用草地资源，发展牛、羊等草食家畜，大力推广家畜在牧区搭架子、在农区异地育肥的生产方式，充分利用牧区和农区的资源优势，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南部各省（区）要强化水禽和山羊优势产业带建设，发展农区生态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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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生态畜产品生产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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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快我国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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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畜产品质量安全的根本措施是加快立法、严格执法。因此，要着手制定并颁布畜产品安全法规，建立健全我国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体系。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建立并加强食品安全检测与执法机构、队伍建设，强化检测与执法工作，依法管理畜产品生产经营和进出口，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确保我国畜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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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快完善我国养殖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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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殖标准不健全，导致畜牧业生产的不规范，严重影响了畜产品的质量。因此，要统筹考虑，统一部署，大力推进畜牧业标准化工作，修订过时的有关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尽快建立起相互衔接、协调一致、健全完善的标准化养殖标准体系，强化家畜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提高畜产品的内在品质。在养殖标准制定和修订中，应尽量增加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比率，以缩小与发达国家标准的差距，降低畜产品进口国的绿色壁垒对我国畜产品出口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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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畜产品质量标准、认证和检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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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目前急需规范的兽药和有害化学物质残留及检测方法等指标应尽快制定相关标准，修订现有标准，使其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建立起一个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满足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需要；按国际惯例建立统一的绿色畜产品认证体系，推进畜产品、饲料、种畜禽、牧草种子等质量认证进程；逐步建立起与国际和进口国标准相一致的质量检验检疫标准体系，并加以监测、实施，使畜牧业生产、加工、流通、管理和服务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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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革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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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我国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实际，改变畜产品安全管理部门分割的局面，由国务院明确农业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中的主导地位，授予农业部相对应的行政管理权限，建立起权责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和精简、高效的食品安全运转机制，加大对畜产品质量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实行从养殖场到餐桌的全过程安全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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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化和完善兽医管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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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兽医行政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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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完善国家官方兽医官制度，建立健全兽医行政管理体制，由农业部兽医局统一管理全国动物卫生立法、兽医医政、动物疫病防治、进出境动物检疫、兽医药政、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等各项兽医行政事务。要区分兽医工作的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执法行为与服务行为，逐步推行兽医官制度和兽医从业资格准入制度。要理顺动物产品的内外检体系，实行内外检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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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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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施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规划，做好畜禽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防控工作。建立和完善畜禽疫病诊断检测体系，推行从中央到基层的兽医服务网络和技术推广体系，实现全国畜禽疫病的联网防治。加快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逐步实行动物疫病防控区域化管理。加强重大动物疫情监测和预警预报，建立健全各种重大疫情的扑灭机制，尽快建立我国科学的疫病风险评估机制，提高对突发重大动物疫病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充实基层兽医队伍，健全基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和服务机构，强化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加强基层动物防疫、检疫体系建设。集中力量加强动物疫病检测诊断中心、动物疫病预防冷链装备建设，完善我国兽医实验室体系，加强动物疫情测报、流行病学研究、风险评估等动物疫情管理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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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动物卫生检疫检验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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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动物卫生检疫检验的管理机构混乱、职能重叠，检疫标准体系也比较落后，影响着正常的动物检疫程序。因此，要加快完善我国动物卫生检疫检验体系。一是要理顺管理机制，建立严密的执法监督系统，形成对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进出口等畜牧业全程监管的动物卫生检疫检验体系；二是要参照国际标准，加快完善我国动物卫生检疫检验标准体系，尽快和国际接轨；三是要强化动物卫生执法监督，完善检疫检验手段，加大饲料添加剂和兽药质量监控力度，加强畜禽产品中的兽药等有害残留的安全控制，对畜产品安全实施有效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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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大对兽医防疫工作的财政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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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兽医防疫长期面临着疫病防治经费严重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因此，要增加疫病防治经费，扩大对防疫、检测等基础设施和设备的投入，重点配备好县、乡两级的兽医防疫检疫设备，逐步完善我国省、地、县、乡级防控网络。另外，要加强对突发重大动物疫情的财政预算，加大对扑灭重大疫情的药品和有关物质的贮备，提高发生紧急疫情时的畜禽扑杀补贴，减少养殖户和养殖场的损失，扶持和促进疫情发生地区畜牧业的快速恢复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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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导生态畜产品消费，开拓畜产品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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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我国畜产品的生态消费比例低和规模小的状况以及许多畜产品生产企业和消费者对生态畜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所存在的理解误区，应该运用有效措施，切实加强舆论引导，积极开拓生态畜产品消费市场，引导生产行为和消费观念朝着可持续方向转变。一方面，要引导企业适应全球生态消费的发展趋势，增强危机感和责任感，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采用生态技术降低畜牧业环境污染和生产成本，提高生态产品的内在质量，增加生态畜产品的有效供给，大力开展生态营销，积极开发和占有国内外市场。另一方面，要提高公众对生态消费的认识，改变公众传统的消费观念，为开发生态畜产品提供商机。要通过各种新闻和广告媒体加大对生态产品的宣传，引发消费者对自身健康的思考，使消费者认识到生态畜产品与身体健康、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使消费者对生态畜牧业的益处有理性的知晓，并产生强烈的需求欲，将潜在的需求变为现实的需要。在当前条件下，要重点激发人口素质较高的消费群体，使他们从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考虑，自觉选择生态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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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大对生态畜牧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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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和完善我国生态畜牧业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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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加强生态畜牧业财政支持的政策研究，加快我国生态畜牧业财政支持的相关立法建设，明确我国畜牧业财政支持方向、支持力度、支持目标以及支持方式，并制定科学的预算程序，增强预算透明度，为加强生态畜牧业财政支持奠定坚实的法律制度基础。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生态畜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金融倾斜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体系，减免生态畜牧业生产企业的税收，拓宽生态畜牧业的融资渠道，加大对生态畜牧业的资金投入。第三，要确定畜牧业财政支持的重点和方向，明确生态畜牧业财政支持的产品目标、地区目标和政策目标，重点支持具有优势的畜产品和优势产业带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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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对农牧民的收入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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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从事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生态畜牧业生产者进行收入补贴，以保证生产者的经济效益，保护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目前，我国要建立和完善针对为环境保护做出牺牲的农牧民的收入补偿制度，提高补贴规模和补贴标准，建立生态畜牧业补偿机制，有效弥补农牧民因保护生态环境而损失的收入。在广大农区，要对利用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进行畜牧业生产和对畜牧业污染采取无害化处理的农民提供补贴，补偿农民因从事生态畜牧业增加的投入；在牧区，主要是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还草的补贴政策，保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并对牧民从事舍饲、圈养、围栏放牧和轮牧等生产方式进行补偿，进一步完善对牧民的收入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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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财政支持力度，完善财政支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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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不同畜产品的特点和国际贸易的新形势，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采取多种财政投入支持形式，逐步建立相互配套的畜牧业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一是针对生态畜产品的投入比传统畜产品大的情况，可以采取建立最低收购价政策等直接价格补贴方式，稳定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二是建立针对生态畜产品出口的补贴政策，如对建设生态畜产品出口基地进行补贴，建立生态畜产品出口促进基金，发展生态畜产品出口信贷等，帮助企业开拓畜产品国际市场；三是建立和健全生态畜牧业保险机制，加快研究和探索适合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畜产品的政策保险模式，减轻生态畜牧业的生产风险和销售风险，为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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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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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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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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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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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型畜牧业是畜牧业发展过程中所追求的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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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畜牧业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在原始社会，以狩猎为表现形式的畜牧业便开始产生并形成。进入到封建社会，由于农耕文化的产生和对动力需要的增强，以养殖大型牲畜而取得役用动力来从事农耕活动，养殖小型家畜以获得肉蛋奶皮毛等用于改善生活的养殖型畜牧业便获得较快发展。进入到现代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时代，以增强资源利用而获得最大产出的强度索取性畜牧业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但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需求水平的提高和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这种强度索取性的畜牧业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诸多问题，如引发了资源与环境的退化、降低了产品质量、影响了居民卫生与健康等，导致了畜牧业发展过程中的危机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重新定位畜牧业发展所必须选择的方式，生态型畜牧业便应运而生。它是一种定位于多个目标，耦合多元价值的畜牧业，它把市场的目标、环境的目标、社会的目标、畜牧业生产主体的目标高度地关联在一起，既考虑了市场的选择结果，也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一个把畜牧业发展过程中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衔接并且高度联结起来的新型畜牧业。因而，它既不是传统农业时代的以低循环、低效益和低产出为基本特征的畜牧业，也不是石油农业时代的以高消耗和高产出为基本特点的畜牧业，而是一种在可持续发展农业时代所追求的更加关注生态环境、关注资源循环利用和高效转化、关注居民卫生健康的畜牧业。这种类型和形态无疑是畜牧业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追求的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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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畜牧业是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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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事物或者产业，必然存在着一个类似于生物世界里的生命周期，不管是长是短，都会有一个由产生、成长、成熟、衰落和消亡所构成的全过程。但为了不断延伸事物的生命周期，就必须采取有利于推进其不断发展的方法，不断植入新的要素，寻求新的路径。在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同样也存在着这一规律。生态型畜牧业的发展，就是一种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并追加了许多要素的新型畜牧业，是有利于延伸畜牧业生命周期，并且在可以预期的时间范围内，尽可能使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畜牧业。它糅合了新的价值观，将自然世界的一些法则植入到了畜牧业产业发展之中，并且把畜牧业自身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高度地衔接在一起，实现了有机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唯一一种能将属于社会经济层面上的产业与自然物质世界的发展及其生命延续联结在一起，从而最终使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种内在选择，也是一种截至目前所能够看到的一种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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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畜牧业有利于第一性生产与第二性生产的良好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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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农业资源稀缺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林地面积、淡水资源量等均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甚远。同时我国又是一个正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和消耗数量较大。所以，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处理好资源供需之间的矛盾，便成为能否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从农业产业内部来看，种植业与畜牧业之间存在着极强的关联关系。畜牧业是基于种植业（第一性生产）基础之上的产业，只有种植业的发展，才能为畜牧业尤其是集约型畜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而在第一性生产中，有许多可以为牲畜所转化的植物（包括籽粒、秸秆、叶蔓等）资源，只要方法得当，技术措施合理，就能够使绝对多数的第一性产品转化为动物性产品。基于对生态环境、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等问题的考虑与关注，生态畜牧业在资源转化问题上特别注重多级利用，以促使经济系统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最小化，同时实现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物质支撑强度的最大化。对于这一目标，只有在确保第一性生产系统能够良好循环的情况下，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来最大限度地将第一性生产的产品转化为第二性生产的产品，才能在自然生态系统良好运转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系统的高效运转，也才能有利于实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较好推动。这种将第一性生产与第二性生产相互关联起来，同时又将经济目标糅合进去的做法，只有在生态型畜牧业中才能使之得到更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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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畜牧业是增强畜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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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一个开放的系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系统，它能够不断吸纳新的要素和新的能量，不断赋予系统的活力。相反，封闭的系统必然是一个不断衰减的系统，从而是一个缺乏活力和生命的系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界所瞩目的发展成就，就在于打破了原来的封闭系统，采取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和重新构造的具有开放特征的新的社会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面对着许许多多的竞争单元和竞争对象，虽然竞争是激烈的，但在竞争中能够获得锻炼和提升，而这种锻炼有利于系统的更新与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畜牧业发展也成绩斐然。到2004年，肉、蛋、奶与1980年相比，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了7.5%、10.3%和12.6%，其中肉类和蛋类产量水平分别占到了世界总量的28%和43%，位居世界第一位。这种成绩的取得就在于我国国民经济系统的开放。而要维持乃至扩大这样的成绩，必然需要坚定不移地推动系统在更大程度、更大规模上的开放。这就意味着面对国际市场是我国畜牧业今后发展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选择。而国际市场的竞争性决定了畜牧业发展所必须选择的发展形态，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这种开放的格局更要求畜牧业发展符合国际规范和国际规则，否则就步履艰难。这已从近年来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经常受到的各种壁垒限制并给畜牧业发展带来极大约束的情况中窥见一斑。为此，发展生态型畜牧业，对增强我国畜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而在更为开放的系统环境中赢得自己的地位并游刃有余，是实现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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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生态畜牧业有利于保护环境和保障居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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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畜牧业的系列目标中，对环境的保护和居民健康的关注，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与环境资源之间呈现着良性互动关系，在利用环境资源并取得产品产出的同时，也培育着资源并反馈于环境之中。如果将资源环境当作一个遵循自然法则的固定系统，那么生态型畜牧业就是一个人工的具有能动性的动态系统，两个系统的整合赋予了环境系统以生命活力。因为生态型畜牧业对环境系统的反馈往往呈现出正向作用，它既给环境资源系统带来了外部的物质追加，如硬件设施的建设、人工能量的补充，又引导着环境资源系统的发展方向，使其与畜牧业之间更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更富有生命活力。此外，生态型畜牧业除了使环境资源系统运转更加顺畅以外，还以其所能够营造的良好环境、生产的高质量产品而有益于保障居民的健康，并最终按照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意愿的方向不断演进。这是确保一个产业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一个产业本身所必须蕴涵的社会责任。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取决于市场需求，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意愿，而当今消费者需求中的环保要求与产品品质已经日益走向主流，只有当畜牧业发展关注到这些层次并且把这些层次作为主流发展方向的时候，它才顺应了消费者，从而顺应了市场走向。而生态型畜牧业发展的本质及其立足点，就是根基于此。因此，主动地选择生态型畜牧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与环境资源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而且对居民卫生健康也能够形成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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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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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产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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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产业分工理论，为了能够使得产业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在分化的过程中又能够高度关联，促使产业的分工以提高经济系统的效率，便显得必然。在广义的农业中，畜牧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织成部分。因此，畜牧业经济便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研究领域。如果将生态畜牧业作为生态农业的重要分支，那么在生态产业领域，生态畜牧业也就成为了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构成。因此，了解和分析最为前沿的课题——生态产业的研究现状，就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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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产业开发系统中的物质与能量的输入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供给，因此，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系统的支撑。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产业系统又毫无疑问地对外排放着废弃物，给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不断加大的危害和环境压力。基于对这种输入与排放的关系，使人们极其容易与生命系统的新陈代谢现象相联系，并由此获得借鉴：即产业的发展过程，能否遵循自然生态系统规律，或者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以实现产业的良好发展并有效地降低对环境的危害与压力。这就形成了生态产业的思想。弗罗斯奇（Frosch R.A.）和加洛波罗斯（N.G.Gallopoulos）认为：传统的产业活动模式——吸收原材料、生产产品和销售产品，同时处理废弃物的制造业过程应转向更为一体化的模式，即生态产业系统。生态产业系统将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并将最大限度地减少产业活动对环境的不良影响。虽然包括他们在内的许多生态经济学家认为生态产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并非完全类同，但对产业生态系统的思维方式能够有利于推动人类向更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的这一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的观点，给出了高度的认可。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对生态产业进行了科学的内涵界定，王如松（1999，2000）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生态产业是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的规律为依据，以‘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为目标，以生物为劳动对象，以农业生物自然资源为劳动资料，以生物科学技术为劳动手段的经济部门。”它“是按照生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具有高效的经济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网络进化型的新兴产业”。刘思华（2000）也对生态产业的实质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并对生态产业的特征进行了归纳，在提出产业五次分类，并将生态产业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以及知识产业等产业相并列的基础上，认为生态产业具有六个方面的特征，即产业结构的生态化、生产结构的生态化、技术结构的生态化、产品结构的生态化、产品包装运输流通和营销结构的生态化、消费结构的生态化。要研究生态产业，就必须在宏观层面上研究生态产业的空间布局、生态产业的建设模式和生态产业的管理等三个领域，在微观上研究生态产业的技术、生态产业的共生体、生态产业的环境成本与效应以及生态产业的组织问题等。在这些领域，有许多学者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如梁云（2001）、郭守前（2002）等就对生态营销、生态产品消费、生态产业创新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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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关于生态产业的研究中，能够比较清楚地观察到资源利用、资源循环、产业发展所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与经济法则。而生态畜牧业正是符合这些方面特征的，并且天然地把生态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等相关联。因而，研究生态畜牧业，也为进一步分类研究生态产业提供了十分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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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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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态农业，我国最早的研究和实践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人类在起初的社会实践中，由于对自然演递、生物进化及气候变迁、生态群落等事实的感知和经验，就逐渐形成了生态化的观念。如中国传统思想中就主张“天人合一”，认为“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共生及一体性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平衡、协调与中和，主张以天、地、人、物相合相融的整体思维方式构建自然社会系统。这是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而在对天人关系以及天、地、人、物系统运行机理的解释方面，阴阳、五行等学说本身也蕴涵着深刻的生态化观念，并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思维的主线，并直接构成了人和动植物生命体（医、农）实践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农业生态思想体系，引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农业生产实践要针对农业生产特点，遵照自然规律，协调农作物与外界环境条件的关系，一方面，注重农业生态系统中光、热、水、气、土壤肥料与农作物生长发育之间的协调，另一方面，注重协调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作物与农作物之间的生态关系如种类组合布局、轮作复种、间作套种等等综合协调。这些思想贯穿于传统农业的始终，并在相关的著名历史书籍中得到比较详尽的阐述。如神农时代“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教民劳作”。《管子》中有“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荀子》中“若是，则万物失宜、事态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傲然，若烧若焦……若是，则万物得宜、事态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方如河海，暴暴如丘山……”。《淮南子》中“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繁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高下，各因其宜”。《吕氏春秋》概括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农书》说“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故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无不遂也。由庚，万物得由其道；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宜者，谓天地之闲，物物皆顺其理也”，《齐民要术》指出，桑间间作小绿豆有“二豆良美，润泽益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古代哲人、农家以“天地人物的协调统一”为基点来阐述农业的思想，其生态化的意识趋向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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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人们对生态农业的研究日益走向科学和理性，更加注重揭示其中的内在规律。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生态经济学作为生态学与经济学的结合而成为新兴学科以来，经济学家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生态学的领域，产生了“生态农业”这个理论术语。生态农业一词最初是由美国的一个土壤学家在1970年提出的，1981年，英国农业学家M.Worthington将生态农业明确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它和以克服石油农业所带来的危机的各种替代农业模式一样，实际上都源于生态学思想，其目的是企图将农业建立在生态基础而不是化学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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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石山同志在总结生态经济理论在我国兴起和发展的时候指出，生态农业可以概括为这样的概念：切实根据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指导农业生产，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利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实行无废物生产和无污染生产，提供尽可能多的清洁产品，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在学科形成的初期，广义的生态农业包括畜牧业在内，但如果细分学科和比较内在差异，则生态畜牧业的理论概念就具有了提出的必要。它与生态农业一样，同样属于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是生态学和畜牧经济学的交叉与融合，成为生态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因而同生态农业一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对畜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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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畜牧业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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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畜牧业经济研究方面，前人开展了大量的探讨。近几年来有许多学者不仅从宏观层面上进行了研究，而且从中观的区域层面上，为了使得研究成果更具有实践价值而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探讨。林祥金（2000）在《21世纪中国畜牧业经济发展战略探讨》一文中，就深入地讨论了我国畜牧业的发展战略问题，从产品、结构和市场三个方面对畜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和分析，提出要根据国际市场变化调整畜产品的生产结构，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要求，并且强调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只有国内市场不断壮大，畜牧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从产品的绿色特性、有机产品的产生等方面进行了归纳与梳理，这为生态畜牧业的发展进行了良好的铺垫。对此，陈小改（2002）在《农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探讨》中，就明确提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是必须立足当前，兼顾长远，正确处理资源与环境、利用与保护、生存与发展的关系。使资源、环境、人口、技术等因素与畜牧业的发展相协调，确保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对畜产品的需求。他认为当前畜牧业发展中蛋白质饲料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畜产品药物残留增加，畜牧业结构不合理等，制约着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加以解决，确保我国畜牧业朝着“绿色畜牧业”的方向持续发展。刘春燕等（2002）在《生态畜牧业与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一文中，更加清晰地提出了发展生态畜牧业是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认为畜牧业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产业系统，除受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外，还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在畜牧业发展过程中，经营者必须综合考虑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就要求畜牧业经营者遵循生态学原理、经济学原理，按照畜牧业自身特点和规律，合理地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大力发展生态型畜牧业。并提出发展生态畜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是要解决人畜争粮的矛盾，二是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林、牧共同发展，三是建设生态畜牧场，防止污染环境。陈代荣等（2003）在《促进我国农区畜牧业发展的战略思考》一文中，提出了畜牧业结构优化应该注意的内外两个方面，从外部调整的角度看，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将种植业的粮经二元结构合理地调整为粮经饲三元结构，扩大饲料（饲草）种植面积，加大种草养畜力度。在畜牧业内部，既有对猪、牛、羊、禽、兔等不同畜种构成比重的调整和优化，也有对同一畜种内不同品种之间结构的优化，如扩大优良品种的比例等。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农区资源的合理和充分利用。张存根（2006）在《畜牧业经济与发展（2000—2005）》一书中，专门撰写了两篇文章对我国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和畜牧业生态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指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仍将面临人口持续增长和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巨大压力，必须减少饲料粮用量、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节粮型可持续畜牧业的发展，同时，提出今后我国内地畜牧业发展的思路是，大力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牧区要注重草地生态保护，加快草原建设，改善生产经营方式，提高牲畜的出栏率和商品率，使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农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要加快粮食转化，发展适度的家庭养殖和专业饲养小区；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要发挥科技、人才和市场优势，加速向集约经营转变，率先实现畜牧业现代化。邓蓉等（2006）在《关于促进畜牧业养殖小区发展的研究》一文中，全面分析了我国畜牧业养殖小区的发展背景、现状和主要经验，认为发展养殖小区是当前我国畜牧业由分散饲养和粗放经营的落后生产方式向现代化的养殖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并通过探讨解决养殖小区建设、规模养殖的财政支持和养殖用地等问题的途径，提出了促进畜牧业养殖小区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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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注意到区域层次和产业层次，关注于畜牧业产业的发展。在区域层面上，李作义等（2002）对辽宁畜牧业发展、贾永全等（2002）对黑龙江畜牧业发展、于铁夫等（2001）对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彭志良等（2004）对贵州畜牧业的发展、曾志明等（2000）对江西畜牧业的发展等都进行了不同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推动地方或区域畜牧业发展的良好建议。在这些建议中，大都提到了“要优化结构，要突出特色，要充分利用资源”等方面的观点，其中均隐含着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思路与设想。在产业层面上，许梓荣等（2003）在《现代科学技术与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一文中，提出“应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动力，借助生物技术的发展来推动畜牧业生产的革命性变革，促使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健康的发展。”王明利、王济民（2002）在《我国畜牧业产业化发展战略和对策》一文中，从如何推动畜牧业产业化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以实现畜牧业的现代化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周应恒等（2003）在《培育产业组织是提高我国畜牧业竞争力的关键》一文中认为，对我国畜牧产业组织发育低下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大力推进各种行业协会和生产者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发育，提高我国畜牧业的组织化程度。要积极培育加工龙头企业，并以此为切入点，延伸我国畜牧业产业链。沈怀柏（2000）在《加快畜牧产业化进程的思考与对策》中，认为畜牧业产业化的实质就是通过以农民组织体系为载体的社会服务体系，把分散的养殖单位与市场有效地连接起来，搞好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衔接，形成市场—中介组织—农户相结合的产业体系，从而实现最大的养殖效益。这些立足于产业发展的角度所给出的想法与见解，对实现我国畜牧业良好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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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畜牧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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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畜牧业发展问题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提出了应该注意畜牧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资源利用问题、经济效益问题和竞争力培育问题等，但是并没有将其进行系统的整合和深入全面的分析。而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系列数据库》的检索中，对于以生态畜牧业为主题的研究，在硕士、博士论文数据库中还未发现，在一般的期刊论文数据库中，也仅有一些相对零散、并且大多是从畜牧科学的角度所进行的个案研究，且大多是发表在一些畜牧、兽医、草业类杂志上的文章，作者更多地也是一些从事基层推广或者技术工作的人员。虽然从经济学角度所进行思考的文章极少，但也不妨从中了解一下生态畜牧业的研究现状。从收集到的文献看，一些研究者不仅对生态畜牧业的内涵、实现方式、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究，而且对生态畜牧业在农业发展、自然环境改良和人类福利提升等方面给出了思考。申洪兵（2000）在《浅谈生态畜牧业》中，认为“生态畜牧业是指在畜牧业生产中应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按照生态规律指导和组织畜牧生产，充分发挥自然优势和经济优势，有效利用畜牧业生产的各种废弃物，变废为宝，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使畜牧系统和其他经济系统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无害化生产，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为人类提供尽可能多的畜产品，它是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生态畜牧业就是要使畜牧业生产符合生态规律，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发展畜牧业，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并且能够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建立不同生态畜牧业模式，如种—养结合型、养—养结合型、种—养—沼气结合型和种—养—加工结合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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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燕等（2002）在《生态畜牧业与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文中，也提出了自己对生态畜牧业的理解。认为“生态畜牧业是运用生态系统的生态位原理、食物链原理、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共生原理，采用系统工程方法，并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以发展畜牧业为主，农、林、草、牧、副、渔因地制宜，合理搭配，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三统一的牧业产业体系，它是技术畜牧业的高级阶段。生态型畜牧业主要包括生态型动物养殖业、生态型畜产品加工业和废弃物的无污染处理业”。周元军（2005）认同了这一概念，并且将这一概念运用到自己的分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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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玉杰（2000）在《生态畜牧业的研究与实践》中，对生态畜牧业的基本理论、原则、技术应用以及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设计中所必须坚持的几个原理做出了自己的分析，认为发展生态畜牧业必须要遵循生态位原理、边缘效应原理、物质循环与再生原理、能量耗散与食物链原理、生物与环境的协同进化原理等。只有坚持这些原理，在技术层面上，不断延长食物链，增加营养层次，促进生态系统中资源和能量的有效利用，解决适度规模的畜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才能最终有效地实现和推动生态畜牧业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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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前进等（2002）从种草养畜的角度提出了如何发展生态畜牧业的问题。针对河南省偃师市的资源与环境的具体情况，明确提出了种草养畜的系列优点和对畜牧业发展的强力推动。张旭红（2006）依循了胡前进等的方法，也从一个地区出发，研究了生态畜牧业的发展问题。他把贵州铜仁地区作为一个对象，深入分析了当地在畜牧业发展方面所存在的多种问题，提出了要走生态畜牧业道路，并且具体提出了如何发展、运用什么样的措施来推动发展等方面的对策建议。这种方法，能够使得畜牧业发展的实践得到良好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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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态畜牧业概念比较相似，李丽群等（2004）提出了绿色畜牧业的概念。他借助于经济学原理，在分析了畜牧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负外部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畜牧业外部负效应内部转化的可行途径就是发展绿色畜牧业，并对畜牧业企业的发展提出了走绿色畜牧业道路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而在分析中，不难看出他更注重于项目产品的有机性、无害性，并且与绿色食品相互关联。李翠霞（2006）进一步深化了绿色畜牧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对黑龙江省绿色畜牧业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研究，提出了绿色畜牧业的发展思路和对策。安立龙等人（2002）也从如何推动畜牧业发展产业化的角度，研究了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并重点对其经营方式进行了探讨，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季节性生态畜牧业经营、现代草地生态畜牧业集约经营、工厂化生态畜牧业的集约化经营、现代农牧结合型生态畜牧业的经营和现代绿色生态养畜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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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的指导思想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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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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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通过探索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问题，为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农业生态环境状况的改善、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可供支撑的理论和观点。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在进行一般理论分析的同时，更侧重于对策的研究。为此，作者紧紧联系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将之放在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大盘中进行宏观考虑，着眼于对其未来发展的研究。并由此深入下去，集中探讨能够促使生态畜牧业良好起步和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方法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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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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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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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作者先后到陕西、湖北、贵州、内蒙古、新疆等多个省份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借助各种会议，同与会代表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深入调查，详细了解我国畜牧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将自己的部分观点与他们进行交流和探讨。同时，走访了有关的政府机构，如农业部畜牧局、国家统计局、地方统计局等相关部门，还与有关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学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等，对这一研究领域里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通过这些实际调查活动的开展，极大程度地丰富了研究思想，拓宽了研究的思路，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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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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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分析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的目的。定性分析方法主要是解决研究对象“有没有”或者“是不是”的问题。要认识生态畜牧业发展问题，首先就要认识生态畜牧业所具有的性质特征，以便把它与其他对象区别开来。所以，定性分析是一种最根本、最重要的分析研究过程。定性分析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层次：一种是研究的结果本身就是定性的描述材料，没有数量化或者数量化水平较低；另一种是建立在严格的定量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从科学认识的过程看，任何研究或分析一般都是从研究事物的质的差别开始，然后再去研究它们的量的规定，在量的分析基础上，再作最后的定性分析，得出更加可靠的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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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是指在科学研究中，通过一定的数量分析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在对生态畜牧业进行科学研究时，定量分析同样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我们必须取得与课题研究相关的资源、人口、经济数据、环境容量数据等等。定量分析主要有计量分析和数理分析两大类。前者是在占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大量的数据资料进行了加工和提炼，从中寻找和揭示事物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系，并运用图表等形式对事物的数量特征予以深层次描述，本课题运用比较多的是统计分析方法。后者则是借助于数学原理，通过建立相关的数理模型，以描述事物发展的运行轨迹和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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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事物的定性分析必然导致对事物的定量分析，定量分析的目的在于更精确的定性。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该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之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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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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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牧业研究涉及自然科学中的农学、畜牧学、生态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两大门类，如果进一步分类，则与经济学、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草地科学等多门学科相互关联。因此，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必须从多维度、多视角出发，充分吸收各个学科对生态畜牧业的研究成果和营养成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分析到综合，从而抽象和概括出其中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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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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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题研究的进行过程中，不论是从课题的调研，还是到资料的分析，都紧紧地依托于对实际资料的分析与求证，以希冀从中归纳出最一般的规律。与此同时，又充分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对实际的资料进行了理性的思维与处理，使得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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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的基本结构与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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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的研究框架和基本内容主要分为10章。第一章为导言，主要对本文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和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第二章是将生态畜牧业研究领域所关联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总结，为研究的进行和深入提供理论铺垫。第三章是对我国畜牧业发展的轨迹及历程进行回顾，以寻找畜牧业发展进程中可能存在的一般规律。第四章则围绕生态畜牧业的发展问题，对其目前的现状和问题进行解析，以客观判断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特点与特征表现，为后面的进一步深入分析提供背景资料。第五章则以开放的思维，探究世界生态畜牧业的发展状况，在对其现存模式进行梳理并对几个典型的国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其中所存在的一般规律和能够对我国形成借鉴价值的有益经验。第六、七、八章则对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依照地域分类标准分别对农区、草原和城市郊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各自的内在特性和适宜采取的微观操作方案。第九章则是对生态畜牧业产品的贸易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这是发展生态畜牧业所必须关注的市场导向原则。第十章是对我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目标和政策支撑体系进行了全面设计，为今后推进生态畜牧业快速发展提供宏观思路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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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研究的主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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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问题，并赋予了生态畜牧业以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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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虽然有些学者对生态畜牧业进行了探讨，也给出了自己对生态畜牧业的理解，但由于系统性相对不够，并且往往更加关注畜牧业本身，未能对与之相关联的产业尤其是畜产品加工业予以关注，从而限制了研究的视野，导致缩短了生态畜牧业应该具有的产业链条，并由此而影响到相关政策的制定。而在作者的研究中，十分侧重于对生态畜牧业的链条延伸和功能定位，强调了应该依据不同的市场需求、不同的自然资源和生产技术条件，从市场需求、产业化发展和资源利用效率出发，来合理科学地安排产业规模和延伸产业链条，同时还注意到了四种转变，即在经营方式上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在增长方式上由单一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在技术方式上由传统经验型向技术依托型、在利用方式上由资源开发型向生态建设型的转变，以在产业系统形成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价值的增加，而且能够尽可能地降低对系统外部负面效应的释放，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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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面系统地归纳和总结了世界不同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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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世界生态畜牧业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某些局部问题，缺乏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入性，也很少对世界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模式进行分类分析。本书则在系统总结和全面分析世界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历程、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之上，根据当前世界生态畜牧业的生产方式，首次提出了集约化生态畜牧业模式、草原生态畜牧业模式和农户小规模生态畜牧业模式这三个概念，并分别对采用这三种发展模式的典型国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对比，提出了对发展我国生态畜牧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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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出并系统分析了我国农区、草原和城郊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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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往的文献看，关于生态畜牧业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草原生态畜牧业方面，而农区生态畜牧业和城郊生态畜牧业的研究很少。作者根据生态畜牧业功能特征和产业优势区域，系统、深入研究了我国农区、草原和城郊生态畜牧业的特征、发展现状和模式，并分别提出了其发展对策和措施。特别是在城郊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方面，提出了以农副产品加工和生态旅游为中心的两种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这对我国发展城郊生态畜牧业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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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我国生态畜牧业的目标体系、战略重点和技术支撑体系进行了全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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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全面分析世界和我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以生产目标、消费目标、贸易目标和生态目标为主体的目标体系，提出了以产品战略、结构战略、市场战略和技术战略为重点的战略思路，构建了以生态饲料生产技术、资源高效转化和循环利用生产技术、洁净畜牧业生产技术、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和动物疫病防治技术等为核心的技术支撑体系，并提出了我国发展生态畜牧业所应该采取的政策和措施，这对今后推进我国生态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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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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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畜牧业经济一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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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是以动物的饲养为特征，以取得动物性产品为目的的农业生产部门，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农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除受自然因素影响外，还受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畜牧业经济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复合型经济。因此，畜牧业生产与经营者既要遵循自然规律，也要遵循经济规律，按照相关的生态理论与经济理论，合理配置资源，以实现畜牧业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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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畜牧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一般理论主要有资源环境理论、自然承载力、生物能量转化法则等。在人类物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却也日益对物质文明发展速度形成越来越大的约束作用。这种相互的作用在畜牧业发展过程中也表现突出。因此，资源环境经济理论认为：应该科学地处理产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立足于资源与环境的现状，应该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首位，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资源环境理论强调经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1]，追求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最高目标。在传统畜牧业粗放、链短、低效的情况下，资源环境理论的指导作用将显得极其重要。为此，以资源环境理论为指导，发展具有多重功能的生态畜牧业，获得最佳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是我们今后畜牧业发展过程中的必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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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人类在进行任何与自然有关的活动时，都不得不考虑自然环境承载力的问题。自然承载力即在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2]，一定区域自然界中某种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承载力是衡量自然资源环境质量状况和容量受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干扰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自然承载力概念的提出后，随着环境定量技术的开发和信息技术的运用，特别是系统动力学（SD）所具有的对自然环境承载力系统进行动态的定量化计算的优点，遥感技术（RS）所具有的快速、准确的数据采集能力，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所具有的对环境承载力进行空间分析的功能，使得自然环境承载力研究日益走向定量化。由于畜牧业的发展首先取决于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如草场的面积、产草的能力、植物资源的生产水平等，因此，在以取得畜产品为目的的生产过程中，也必须要严格遵从这一规律，尤其是草地畜牧业的发展，更应该遵循这一规律。如果实际载畜量一旦超过自然承载力，那就极有可能导致草场的退化，进而影响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更进一步指导实践，学者们通过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了便于定量计算的自然承载力指标集合[3]。这为我们在既有的资源数量前提下，科学地测定畜牧业发展应该具有的适宜强度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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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畜牧业属于第二性生产，是植物产品向动物产品的转化。因此，必然遵循能量转换定律。而一种能向另一种能的任何转换都不是完全有效的，与此同时，能的消费具有不可逆性，这是能量转换的基本法则。在能量的转换过程中，总有一些能量失掉了。其能量损失遵循1/10定律，即在生态系统中，能量从植物体内转移至草食动物体内时大约为总能量的1/10，而再转移到肉食动物体内时，为草食动物能量的1/10左右。一般说来，能量沿着绿色植物→草食动物→一级肉食动物→二级肉食动物逐级流动，而后者所获得的能量大约等于前者所含能量的1/10。因此，在畜牧业发展中，要想取得较大收益，必须充分注意并遵循这一能量转换法则，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草食动物和生态畜牧业，以便更充分合理地利用光、热、水、地等自然资源所形成的植物性产品，并促使其向动物性产品转化，尤其是要把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植物茎、叶、秆、蔓等植物性产品的生产功能最大限度地向肉、蛋、奶、毛、皮等动物产品的生产方向进行转换，以满足人类不断增加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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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畜牧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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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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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基于自18世纪以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而引起人们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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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经济学里，资源和环境只是“自然要素”，是经济的外在变量，甚至是与经济无多大关联的外部因素。直至在20世纪50～60年代，人们还毫无疑问地认为经济的增长是无限的。但其后的代价和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现实促使了人们对以往观点的反思。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保尔丁首先提出了把生态学与经济学结合的经济思想，但真正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是1972年麦多斯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在这个报告中，他第一次破天荒地用“世界末日模型”向人们做出惊人的预测：人类经济增长在2100年以前将达到极限，由此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和忧虑，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更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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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国际生态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的创立和《生态经济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西方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西方学者利用多学科交叉优势对生态经济问题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R.Costanza（1989）指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全面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关系的科学”，这些关系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众多紧迫问题（如可持续性、酸雨、全球变暖、物种消失等）的根源，而现有的学科均不能对这些关系予以很好的研究。随后又提出了生态经济是可持续性的科学与管理的论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认为：“生态经济是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是一种能够维系环境永续不衰的经济，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又不会危及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前景的经济”。此外，美国学者G.W.Barrett等对承载力及其与生态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英国学者T.M.Crowards提出并深入探讨了生态环境最低安全标准的社会成本与机会成本问题；美国经济学家A.A.Batabyal等人研究了循环生态经济系统最优管理。另外，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促使生态学与经济学研究的一体化问题……他们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学科进行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丰富这一学科的内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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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经济理论研究起步于1980年，1984年后进入活跃阶段。20多年来，中国生态经济学紧跟世界生态经济学的步伐，把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产权制度理论等最新理论融入生态经济学中，并逐步把生态经济学从最初始的农业生态经济学范畴扩大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和扩充到多个分支领域，如城市生态经济学、旅游生态经济学、资源生态经济学、企业生态经济学、环保产业研究等。中国的生态经济理论研究正走向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尤其是当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目标和模式后，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给生态学、经济学以及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与实际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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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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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作为一种思想，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中国以及古希腊，“天人合一”和“人与上帝是平等的”的观念，就反映了人与自然界希望达到和谐的良好愿望。1962年，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中指出工业化国家产生的诸如资源缩减、污染的扩散等一系列问题，并提出应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考虑范围内，阐述了经济发展应该考虑到环境代价问题的思想。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概念，第一次出现于1980年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联合国环境发展署UNEP和WWF-I（World-wide Fund for Nature-International）出版的《世界保护战略》（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WCS）中，WCS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人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与福利与对促进发展的人类经济活动进行可持续发展管理联系起来。可持续发展概念在国际社会的提出，始于1987年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又称“布伦特兰委员会”）发表的著名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同年被第42届联合国大会所接受。在这个报告中，比较全面地赋予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即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着重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在时间尺度上的限定。这里的可持续发展既强调了当前发展的协调性，又强调了长远发展的持续性；既强调了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又强调了经济发展、生态平衡和社会进步的相互协调。它是一种崭新的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这样的发展道路达到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水平均衡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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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们在对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两重性的深入思考与借鉴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人类社会新的发展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起的工业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带来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生物多样性消失、臭氧层锐减等，并对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造成严重障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逐步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为代表的主要国际组织纷纷制定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以推动其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在具体行动上，联合国不但对环境问题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与行动计划，而且还成立了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组织，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全球环境基金（GEF）、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并相继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同时促成了绝大多数的联合国成员签署了《气候变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防止臭氧空洞公约》等国际性公约，由此而使得可持续发展问题走向更实际的实践层面。中国也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的环境保护工作，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和《中国21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等重要文件，并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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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作为对自然资源消耗并进行物质产品产出的重要产业部门，也存在着一个可否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在畜牧业领域，便有了实践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空间和环境条件。可持续畜牧业是运用生态系统的食物链、生态位、物质循环再生、生物共生等原理，采用系统工程方法，集纳高科技成就，以发展畜牧业为主，实现农、林、牧、渔合理配置，因地制宜，充分发展。可持续性畜牧业应包括生态型养殖业、畜禽粪便及畜牧业废弃物的无污染处理业、畜产品加工业三个方面。其特征是：系统内各环节、各要素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以“金字塔”形式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来保证同化和异化作用有序进行；以养殖为中心，形成一个高效无污染的配套系统，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网络配套而完善，达到“过腹增值”的目的。通过这种合理的循环体系，一方面，系统的经济效益得到增加；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得到净化。可持续畜牧业是我国畜牧业追求的主要方向和重要目标。要在坚持种养结合、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情况下，确保畜牧业与其他产业的共同发展，这是实现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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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机畜牧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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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有机畜牧业，就是在牲畜的饲养过程中，禁止使用化学饲料或含有化肥、农药成分的饲料来喂养。在预防和治疗畜禽疾病时尽可能不使用具有残留性的药物，以免人们食用牲畜肉类及其制品后损害人体健康。有机畜牧业的根本目的是对环境有利，保证动物健康的持续性，关注动物福利，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有机畜牧业是把生态工程原理与方法用于动物养殖实践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领域，它强调运用生态学基本原理，通过开发利用各种生物技术，建立起以养殖业为中心，以农牧业相结合的合理农业生态结构，以及充分利用空间、时间的生物种群结构；通过生态饲料、生态肥料、生态燃料的开发，建立种植、养殖、加工等各业相结合的生态经济，从而更有效地开发各种自然资源。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农业生产中的各种农副产品和剩余物，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处理农业废弃物，通过强化农牧生产系统中的生物过程，减少养殖业本身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并节省能源和充分利用农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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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消费者对食品的要求越来越注重质量和安全性。而随着畜牧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高密度集约化的生产，大大增加了畜禽疫病发生几率，并加大了传播速度，从而引发了抗生素和各种化学药物的大量使用，造成抗药性提高和药物残留加重，并对消费者的安全构成一定威胁。为此，伴随消费者食品的安全意识增强，有机畜牧业产品的消费与日俱增，在国际市场上，为了增强畜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突破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同时提高和改善动物福利水平，发展有机畜牧业也成为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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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层面看，有机畜牧业生产构架是以生态营养调控为基础，以检查认证为保证，以环境的生态保护和提供优质安全的畜产品为最终目的的微生态生产系统，其具体模式见图2-1。有机畜牧业生产系统中生态营养调控主要包括畜禽生产、营养调控、环境控制和检查认证4个方面，畜禽生产主要是通过科学的养殖方式，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为有机食品生产提供健康优质的畜禽资源；营养调控即通过对饲料营养的控制，提高其在动物体内的消化吸收率，减少营养物质的排泄量；环境控制则有两个方面，一是指通过对产地环境包括水质、大气质量和土壤环境等的控制，为畜禽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以提高其生产性能；二是对生产中产生的粪、尿和污水等进行无害化处理，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使物质与能量在生态圈内循环流动；检查认证体系是生产有机畜禽产品的保证，通过对产地环境、饲料、兽药和添加剂等原料以及生产过程的检查和认证，确保产出的畜禽产品达到相应级别标准（表2-1）。在有机畜牧业生产构架体系中，畜禽品质可通过检查认证与严格执行标准来控制，而饲料是影响畜禽生产效率的关键，对产地环境状况也存在着较大的潜在威胁。由此可见，在畜牧业生产体系中，生态营养调控技术是确保饲料质量安全、满足畜禽营养需要的关键，也是能否实现畜牧业有机化生产的关键环节。这一点，对发展生态畜牧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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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1 The productive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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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1 Criterion in the course of production of organic animal husba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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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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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需均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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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畜产品需求的一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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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态畜产品的需求，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作为生活资料的肉、蛋、奶等的需求，二是作为生产资料的生态种畜禽的需求。不同类别的产品所满足的需求目的是不同的。生活资料主要是满足人们的日常消费，而以生产资料面目出现的生态种畜禽的生产则主要是为了满足畜牧业再生产的需要。根据市场营销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之所以选择某种商品而非其他商品消费，关键在于该种商品具有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例如，人们对生态畜产品的需求，就是因为生态畜禽肉、蛋、奶含有能量、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而且因为它具有能够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等特征。因为生态畜产品与普通畜产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与差异（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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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生态畜产品与普通畜产品的消费者需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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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2 Discrepancy in consumer demand between ecological live-stock product and common live-stock product（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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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生态畜牧产品的需求，源于最终消费者和中间消费者，由于中间消费者的需求是由最终消费者的需求派生而来的，所以生态畜牧产品的需求主要是由最终消费者所决定的。制约消费者对生态畜牧产品需求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消费者的需求结构[4]、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生态畜牧产品本身的价格和相关商品的价格。用数学函数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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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M，P，P1，…，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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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为对生态畜产品x的需求；M为收入；P为生态畜产品的价格；P1，…，P为相关商品的价格；S为需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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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我们在发展生态畜牧业上，必须关注消费者的偏好。这种偏好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定位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未来走向。因为随着居民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对于具有高端产品特性的生态畜牧业产品，在需求关系方面，与一般畜产品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图2-2）。即消费者对生态畜产品的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并且提高的幅度往往会大于收入提高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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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2 The matrix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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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量减少，这类商品是低档消费品，也叫吉芬商品。此类商品在西方经济学中称之为特殊的消费现象。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产品外，对于大多数商品而言，是属于高档消费品、生活必需品还是属于低档消费品，则显然是相对而言的。拿畜产品来说，普通的畜产品对收入极低的人来说本身就是高档消费品，从目前全球的畜产品消费来看也是如此。对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地区来说，从膳食结构看，对畜产品的消费量还较低，增加对畜产品的消费数量仍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但对高收入的人来说，可能普通的畜产品已是低档消费品。对同一个消费者而言，同一种商品在其收入增长的不同阶段的地位也可能很不相同，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原来的高档消费品将可能变为生活必需品乃至低档消费品，对普通畜产品的消费便呈现出与吉芬商品相同的消费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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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畜牧产品供给的一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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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供给就是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生产者愿意并且能够提供出售的一定数量的商品。当然，生态畜产品的供给就是指在一定价格水平上生态畜产品的生产者愿意并能够提供出售的畜产品的数量。生态畜产品的供给来自于畜产品的生产，但并非生产者生产的所有生态畜产品都是生态畜产品供给，生产者生产的生态畜产品中作为商品出售的部分才属于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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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态畜产品的供给而言，首先必须遵循一定的供给规律，即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供给量随价格的上升而增加、随价格的下降而减少的普遍现象。一般情况下，当生态畜产品的价格越高时，意味着生产者的单位利润越多，所以生产者就会积极向市场提供更多的生态畜产品；反之，当生态畜产品的价格越低时，就意味着生产者的单位利润减少，甚至无利可图，生产者就会转而生产其他商品，从而使生态畜产品的市场总供给量减少。尽管如此，影响其供给量的多少还受到生产的技术水平、生产要素价格、相关品的价格和市场预期以及改善环境的代价等因素的影响与作用。根据这些影响因素，可以构造生态畜产品生产的供给函数，它表示在一定时期内某种商品的供给与决定供给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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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P，M，V，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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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的S表示一定时期内某种生态畜产品的供给，P是该商品的价格，M为生产该生态畜产品的要素价格，V表示技术水平，P表示用相同的能量所能生产的生态畜产品的价格，L表示生态畜牧业生产的环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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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供给函数，可以知道在生态畜牧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即既要注意生产技术水平、生产资料价格，还要注意改善生态环境的相关成本以及自身的供给价格水平。只有充分地处理好这几个方面的关系，才能对生态畜产品的供给形成良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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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畜产品的均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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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产品在市场供求关系运行中最重要的信息是价格。而影响畜产品价格的因素很多，如绿色饲料的种植和加工的数量、市场的供求、生态畜产品的市场营销状况等。生态畜产品在销售的过程中，无论是生态畜产品的生产供给者还是生态畜产品的需求者都非常关注生态畜产品的价格。对生态畜产品的供给者而言，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作用下希望商品价格越高越好。在生态畜产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的竞争博弈中，使生态畜产品的价格不断地变化，最后达到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基本平衡。当供给和需求相等时供求关系处于均衡状态，处于均衡状态时的价格为均衡价格，供给等于需求时的数量称为均衡数量。这一供求关系的运动被称为供求规律。如当某一生态畜产品价格极高时，供给者可以无穷大地提高该产品的生产数量，但这时需求者由于价格过高而放弃对该产品的消费，便产生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现象；当这一生态畜产品的价格降得极低时，消费者具有无限购买的欲望，但由于供给者无利可图便放弃生态畜产品的生产时，则会出现短缺现象。以上是两种极端的现象，当市场上出现了这两种情况时，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会调整自身的行为，在调整过程中使价格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位置。这时候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当然，对这种价格影响的因素也有许多，如人们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人口数量、国家的政策以及环境质量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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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态畜产品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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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消费需求和生态畜产品生产供给的角度看，目前生态畜产品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其供给远远小于需求，因而造成了生态畜产品的价格较高。根据有关方面的预测，在未来几年的发展中，全球对生态畜产品的消费将以20%～30%的速度提升，但生态畜产品的供给则由于规模、条件等方面的限制而仅以10%以内的增长速度发展，因而需求将大于供给，且由于宏观经济的整体发展，将促进生态畜产品的价格进一步升高。从满足人们需求的角度看，必须发展生态畜牧业；从解决生态畜牧产品供求矛盾的角度看，则是加快发展生态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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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循环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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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思想的提出起源于人们对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关切。1962年，美国学者雷切尔·卡逊（Rachel Karson）指出：“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已有的文明，生态环境恶化如不及时遏制，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受到发射到太空的宇宙飞船的启发，把地球看成宇宙中一个与飞船一样的孤立无援的系统，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不断消耗其内部的有限资源，并且改变内部的环境。一旦其内部资源被消耗殆尽，内部环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就会在其内部毁灭。因此，必须不断地重复利用其有限的资源，保持内部良好的环境，人类才可能延长这个系统的运转寿命，并在其中生存下去。地球内部资源对于不断增长的资源消耗者——人类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地球自身资源再生和自然平衡与生态恢复能力也是有限的。人类对其资源的消耗速度和对生态系统破坏的速度，都已经远远高于其恢复的能力。由此鲍尔丁主张建立既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能循环使用各种资源的循环式经济，以代替过去的单程式经济。鲍尔丁的循环式经济的概念，可以看作是循环经济思想的基础。当然，可持续发展概念及其理论的形成对循环经济概念的范式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循环经济本身是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一种概念和实践模式，后来经过人们的不断完善，逐步使之具有理论内涵而更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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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把清洁生产、资源及其废弃物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以“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循环（Recycle）”的“3R”原则和减少废物优先的原则成为经济活动的准则，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最后达到污染物的低排放或零排放，是对传统经济高投入、高产出、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线性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不断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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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畜牧业本身看，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发展循环经济型的畜牧业，亦具有积极意义和实践价值。因为传统畜牧业导致了畜牧业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化、畜产品品种老化、经济效益下降等问题，影响人类生活，造成畜禽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的广泛流行，直接危害人畜的生命安全，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循环畜牧业实现了畜牧业资源能量的多级利用与物质循环再生，在资源的利用上，通过循环式养殖，强化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通过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利用生物间相生相克的原理，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和化学物质的输入，减少畜牧业污染的产生、迁移、转化与排放，提高畜产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与环境的相容程度，降低整个畜牧业生产活动给人类和环境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保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促使了畜牧业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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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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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经济学的一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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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认为，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环境的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造成的。由于环境资源是一种公共物品，在消费上不具有专有性和排他性，也没有明确的产权，这就决定了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资源是只有外部效应的产品，对环境资源的消费不存在内部的机会成本。消费者绝不会因为对环境资源的消费而损失对其他物品消费的机会，这就造成消费者竞相取用，而市场无法有效提供环境物品，因此，市场对这类物品的配置是低效的。政策失灵是指政府对市场失灵的环境物品进行干预，通过制订计划、强制干预或通过货币、财政、汇率等宏观经济政策对环境资源的配置起作用，但在实际执行时，会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使政府干预不足或过头，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后者。政府的干预却使生产者的边际生产成本低于生产要求的真实成本，导致对环境资源过度利用，引起自然资源退化或环境污染。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看，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明确产权。有效财产权是市场机制正常作用的基本条件，也是实现环境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制度结构条件，它要求产权明确、产权可转让、产权专有、产权可实施，只有如此，那些过度利用和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控制。而对于政策失灵的改善，要求国家或有关部门在制定宏观政策或部门政策时，应充分进行论证，不能盲目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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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畜牧业在农村已经呈现出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趋势，千头牛场、万头猪场、百万只鸡场等规模养殖小区已日趋普遍，集约化、规模化畜牧业发展带来的畜牧业外部负效应的问题也开始突出。尤其是畜牧业废弃物的处理不当，形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据统计，我国每年畜禽粪便生产量约为19亿吨，是工业废弃物（固体）排放量的2.4倍。可见畜牧业污染已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污染源，成为继工业污染后又一新的污染源，并由此而给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危害。为此，分析和研究畜牧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经济问题，便显得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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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畜牧业发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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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分析主要考虑两个要素，即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和承载畜禽对污染排放的影响。这样，在传统畜牧业模式下载畜量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倒U形关系依赖于两个命题。与第一个要素相联系的命题是：环境质量是一种奢侈品，也就是说，对环境质量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如果这一论点成立，那么随着畜产品需求的增加，环境质量要求水平就会随之上升。而对于后者也有一个相应的命题：随着载畜量的上升，污染的负效应递减。直观地，因为畜禽产品需求的提高，质量需求也会随之提高，产业结构和生产模式发生变迁，从而生产和消费结构也会随之变化。下面在假设前提下，我们将通过理论上的推导来说明传统畜牧业对环境的负外部性以及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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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为环境质量，C为载畜量，Y为畜牧生产者收入[5]，P为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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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人们的偏好取决于载畜量C和环境质量S，这样，效用函数可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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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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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0，U＜0，U＞0及U＜0。出于简化，假定效用函数具有可加可分性，即U=U=0。我们还假定环境质量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性投入要素，于是生产函数可表述为载畜量引致的污染P和要素F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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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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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表示包含资本、劳动等要素在内的投入束，Y＞0，Y＜0，并且污染的边际损失递增Y＜0，污染水平的变化不影响要素的生产率Y=0。此外，假定S是污染水平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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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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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P取决于载畜量C和减排支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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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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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Y-C，并有S＜0，S＜0，P＞0，P＞0及P＜0、P＞0和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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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一般性，为简化分析，我们只考虑畜牧生产者将收入分配于其载畜量和污染减排的情况。这样，他面临一个由载畜量C和环境质量S定义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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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C，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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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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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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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不受污染水平影响的情况下，环境质量与载畜量之间的边际转换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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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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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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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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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污染水平可以影响到生产活动时，边际转换率的符号就取决于1-YP的符号。由于C=Y-A，那么YP-1表示每增加一单位减排支出对载畜量的影响。只要每增加一单位额外的收入用于污染减排的净效应为负（1-YP＞0），在环境质量与载畜量之间就存在一个权衡。通过污染减排而对环境质量的任何改善都意味着载畜量的减少。当每增加一单位额外的收入用于污染减排的净效应为零（1-YP=0）时，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斜率就趋近于无穷，这样，减少污染减排支出会在不增加载畜量的情况下使环境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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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是一种奢侈品的假定对社会计划者的偏好施加了一些额外的限制，如图2-3所示，这表明经济增长——由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时的生产扩展线表示——意味着用环境质量换取载畜量较少。这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是一致的：载畜量的上升与人们生活水平较低时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下降相联系，因为此时人们生活水平较低，对动物性食品的偏好要大于环境质量。然而，在较高的生活水平上，载畜量的增加将与对环境质量的需求的增加相联系，此时人们不仅需要生态、绿色的畜产品，而且也需要舒适的生活环境。这很好地反映了传统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以及传统畜牧业向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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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3 EKC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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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生态畜牧业——外部负效应内部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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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强调外部性问题具有互质性，认为治理环境必须采取影响成本—效益的经济手段，引导经济当事人进行选择，以他们认为最有利的方式对经济刺激做出反应，最终使结果有利于生态环境。通过经济手段刺激污染者自发的和非强制的控污行为，更容易达到资源保护和环境污染的高效化，而发展生态畜牧业正是这样一种解决畜牧业外部负效应的良好途径。因为同以往的传统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对污染问题的治理方式相比，发展生态畜牧业更具有效性，它可以使畜牧业生产中的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与此同时，将畜牧业的外部负效应问题内部化有利于促使畜牧业生产者自觉控制污染，力争通过各种科学的方式，对营养物质实现多层次分级利用，使之变废为宝。也能够为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树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为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形成来自于内部的驱动力。尤其是通过自身社会责任感的增强而容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需要得到各相关方的支持，通过畜牧业企业发布的环境方针和相关的环境报告，可以化解或消除相关方所关注的企业环境风险，使包括政府、银行、保险、供应链上下游各方、股东以及内部员工在内的各相关方为企业发展提供信任感和扶持，使社会公众、消费者了解企业的环境影响和做出的努力，从而打造企业良好的市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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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畜牧业的基础理论述评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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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的理论基础，结合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我们不难看到，在这些相关的理论中，均强调了发展的适度性和方式的合理性，凸现了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特点和未来演进的趋势，显露出生态畜牧业发展中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新方式，生态与畜牧业和谐发展的新理念，收益扩大化、资源高效化和污染低度化的新局面。从以上理论基础可以看出：生态畜牧业经济并非仅属于经济范畴，而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它从单纯的经济及管理转向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合和优化，旨在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发展的社会。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在充分考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上，使发展方式更趋于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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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更深入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些理论之间存在区别、联系和耦合。循环经济理论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发展为指导，而又充分运用了生态经济理论，甚至可以说循环经济的本质就是生态经济。环境经济学对循环经济理论的主要贡献有：一是对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理性人”提出了质疑，这为循环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提出了科学的依据；二是环境经济学将环境成本利用市场机制纳入物品价格体系之中，为循环经济的整体产品概念，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提供了研究参考。但是环境经济学理论研究只是涉及了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部分基础和经济手段的理论应用。生态经济理论的基础性观点以生态经济二元体为主，局限于生态资源相对稀缺性，而未把绝对稀缺性甚至是枯竭性作为自己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循环经济正是人类认识生态经济系统动态性的结果、产物，可以说生态经济学为循环经济的应用性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循环经济的贡献在于从代际的长远角度出发，分析生态环境资源的真正价值和整体价值，并通过制度分析方法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为资源的循环利用提供理论体系建设。而循环经济的理论价值则仅限于资源的节约开发利用以及对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亦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活动方式，可持续发展理论则涵盖了循环经济理论。供需均衡理论与其他理论存在比较大的区别，它是从纯经济学的角度，从畜产品的市场供求出发，为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市场化提供保障和理论指导。可以说各有立足点和侧重点，而正是这种各具优势的情况，使之能够很好地从不同角度出发，对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予以更好的理论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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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理论虽然立足点和侧重面不尽相同，但却是围绕了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两大主题，因此可以预见，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理论将逐渐呈收敛的趋势，综合为涵盖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等关乎人类根本利益的两大主题的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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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畜牧业发展：轨迹描述与历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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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畜牧业发展的轨迹分析及其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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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总量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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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肉类总产量由1949年的220万吨增加到2006年的8051.5万吨，同期，蛋类产量由40万吨增加到2945.6万吨，奶类由21.7万吨增加到3302.5万吨（表3-1）。奶类发展速度最快，禽蛋次之，肉类紧随其后。从各类产品在世界总量中的份额看，2006年，我国肉类总产量占世界总量的29.5%，其中猪肉产量5197.2万吨，占世界总量的49.21%；羊肉产量469.7万吨，占世界总量的34.59%；牛肉和禽肉的比重相对较低。这种状况可能与饮食结构下的生产状况存在一定关系。蛋类产量占世界总量的44.27%（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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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1 Main output of live-stock product and average per capita（194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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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1 Main output of live-stock product and average per capita（1949—2006）（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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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2 Output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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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均畜产品占有量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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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畜牧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产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1949年人均占有肉类4.1千克、禽蛋0.7千克、奶类0.4千克；发展到2006年，分别达到61.4千克、22.5千克、25.2千克。肉类人均占有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人均猪肉和禽蛋占有量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而奶类人均占有量虽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左右，但奶业作为近年来畜牧业发展的亮点，发展势头强劲，从2000年起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随着动物性食品消费的增加，人均口粮消费明显下降。1986年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138千克，2005年下降到76.98千克。畜产品消费在人们日常的餐桌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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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结构逐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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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的不断增长，畜产品结构也处于不断优化之中。在肉类总产量中，猪肉所占比重由1980年的94%下降到2006年的64.55%，同期禽肉和牛羊肉比例分别增长到18.71%和15.15%。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畜牧业正处于一个对粮食依赖程度不断降低的转换过程，即养殖饲养对象中的耗粮性家畜数量的比重逐渐减少，草食性家畜比例不断上升。在耕地与水资源趋于紧缺，粮食生产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这种结构的转换使之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即目前的畜牧业已经走上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资源状况的节粮型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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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约化的农区畜牧业发展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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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然资源环境的差异和技术水平的区别，在畜牧业的生产区域，京、津、晋、冀、鲁、豫、苏、皖、沪、浙、闽、湘、鄂、赣、粤、桂、云、贵及陕19个省（区、市）和渝、辽、吉、黑、川、甘及宁6个半农半牧业省（区、市）的农业区域是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主体。不仅技术水平高，而且要素投入大，许多大型的养殖场都分布在这类地区，成为影响我国畜牧业发展规模的核心部分。在这一区域内，主要以舍饲化的猪、禽、牛和兔等为养殖主体，是我国主要的畜产品供应基地。其畜牧业产值占全国畜牧业总产值的80%以上，饲养家畜头数占全国的85%以上，产肉量占全国肉类总产量的95%左右，奶类产量约占全国的80%，禽蛋产品也主要由该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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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畜牧业已从农村家庭副业转变成为农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实现了从传统分散饲养方式向现代规模饲养方式的变革，完成了畜禽产品经济供给短缺向商品经济满足供应的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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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畜牧业生产发展的轨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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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恢复性发展时期（1949—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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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长期的战乱和旧的生产关系的影响，1949年我国畜牧业生产力降低到历史最低水平。1949年，全国肉类产量仅为220万吨，人均仅为4千克；全国家禽仅为2亿多只，牲畜存栏数仅为1.6亿多头。其中大牲畜存栏数6002万头、猪存栏数5775万头、羊存栏数4235万只，分别比抗日战争前减少了16.1%、26.5%、32.3%。由此而对居民生活形成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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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局面，新成立的中央政府一方面采取措施制止当时的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恢复被战争摧残和造成严重创伤的国民经济；另一方面，对封建私有制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条件。到1952年底，我国已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畜牧业生产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全国畜牧业产值达47.9亿元、肉类总产量达338.5万吨、大牲畜存栏数达7646万头，比1949年分别增长了42.14%、53.86%、27.38%。其中，牛存栏数5660万头、马存栏数613万头、驴存栏数1180.6万头、骡存栏数163.7万头、猪存栏数8977万头、羊存栏数6178万只，分别比1949年增长了28.82%、25.74%、24.35%、11.28%、55.45%、45.88%（表3-3）。在生产水平取得良好恢复的基础上，随着政策的稳步推进和深入人心，自1954年起我国畜牧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到1957年，全国畜牧业产值增加到69亿元、肉类产量达398.5万吨、大牲畜存栏头数达8382万头，比1952年分别增长了26.5%、17.72%、9.63%。其中，牛存栏数增加到6361.2万头、马存栏数增加到730.2万头、生猪存栏数增加到14590万头、羊存栏数增加到9858万只，分别比1952年增长了12.4%、19.12%、62.53%、59.57%（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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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3 Production results of animal husbandry（1949—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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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折发展时期（1958—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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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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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1年。由于受政策失误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畜牧业遭受了重大损失。猪存栏数从1957年的14590万头下降到1961年的7552万头，下降率达48.2%。同期，大牲畜存栏数也从8382万头下降到6949万头，降幅达17.1%；生猪收购量从4050万头下降到870万头，出口量从196万头下降到98万头。可谓下降幅度严重超出人们的想像而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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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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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1965年。这一阶段，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使得畜牧业在调整中逐步有所发展。大牲畜年末存栏数由1962年的7020万头增加到1965年的8421万头，增长率达20%。全国肉类总产量增加到1965年的551万吨，是1962年的2.8倍，人均肉类占有量也由1962年的2.9千克增加到1965年的7.6千克。这一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畜牧业的发展水平，对社会经济秩序稳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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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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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8年。在此阶段，虽然整体上的国民经济由于发展缓慢而损失巨大，但畜牧业生产仍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发展。全国畜牧业产值由1965年的111.5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209.3亿元。肉类总产量达865.3万吨，比1965年增长了57.04%。1965—1976年，主要畜禽年末存栏量增长幅度也较大。到1976年，我国大牲畜头数增长到9498万头，比1965年增长幅度达12.97%。其中，牛、马、骡、猪、羊分别增长到7169.3万头、1143.8万头、353.6万匹、28725万头、15817万只，增长幅度分别达7.08%、44.4%、144.37%、72.8%、13.77%。家禽也由1963年的49251万只增长到65500万只，增长幅度达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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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1979—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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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随着家庭经营主导地位的形成和畜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我国畜牧业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开始进入商品经济的轨道。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畜禽饲养专业户，他们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充分发挥个人能力，自发性地走上了畜牧业生产专业化、商品化发展的道路。伴随着规模饲养专业户的快速发展，各级政府也纷纷采取诸如鼓励企业实行“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允许外资和非农资本进入畜牧业等措施促进畜牧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商品化和产业化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全国已组建了一大批产加销、牧工贸一体化的畜产品经营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大大提高了畜牧业整体素质和畜产品有效供给能力，增强了畜牧业在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4.98%增长到1996年的26.91%。主要畜产品产量进入持续、稳定增长阶段，1980—1996年，我国肉类总产量由1980年的1205.4万吨增长到1996年的4584万吨，年均增长8.3%；禽蛋产量由256.6万吨增长到1854万吨，年均增长14.91%；奶类产量由236.7万吨增长到735.8万吨，年均增长8.85%（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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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2 The total output of the main live-stock products of China（1980—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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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阶段的全面发展时期（1997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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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市场引导，不同畜产品的发展速度有所不同，自我调节开始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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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和禽蛋产量增长速度放慢，牛羊肉和奶类产量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水平。我国畜牧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6年的26.91%上升到2006年的32.2%（表3-4），猪肉产量、禽蛋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呈递减趋势，而牛肉、羊肉、禽肉和奶类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则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了不同畜产品在发展过程中处于自我调节的结构调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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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4 Output value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propor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in agriculture（199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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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4 Output value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propor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in agriculture（1996—2006）（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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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产品结构日渐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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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06年，我国肉类总产量由4584万吨增加到8051.4万吨，其中，猪肉总产量为5197.2万吨，占肉类总产量比重由68.89%下降到64.55%，牛肉总产量为750万吨，所占比重由7.76%上升到9.32%；羊肉产量为469.7万吨，所占比重由3.95%上升到5.83%；禽肉产量为1506.6万吨，所占比重由18.17%上升到18.71%。禽蛋量由1854万吨增长到2945.6万吨，奶类产量由735.8万吨增长到3302.5万吨。从这种不同产品的增长速度中可以发现，以禽蛋、奶类（更多的是牛奶）为主的畜产品集约化生产的畜牧业发展势头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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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产品生产的质量意识显著增强，绿色畜产品市场逐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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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市场不同层次的消费需要，生产者尤其是大型畜牧企业已开始构建多样化的品种结构，注重开发名、特、优畜产品，并注重品牌建设。这些不同质量或不同档次的畜产品已明显通过价格差异表现出来并为市场所接受。例如，比普通的白羽肉鸡价格高出1倍以上的优质黄羽肉鸡在市场上销路十分畅销；比普通牛肉价格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高档牛肉仍有较大市场；比普通鸡蛋价格高出1倍以上的“绿色”鸡蛋能够为许多消费者所接受……这说明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在畜产品质量意识方面都有了明显增强。人们开始关注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和由此而带来的产品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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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畜牧业发展中的技术演变轨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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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家庭副业和从属于农业为特征的发展阶段（1979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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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0—1959年：恢复和起步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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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始重视牲畜品种改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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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良畜种和草场，1950年，我国首次从苏联引进种猪60头、种马1125匹和种绵羊250只，优良牧草种子130吨，人工授精器材100套。其中，种马引进后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和河北进行试点，种绵羊在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进行细毛羊改良试点。到1956年，种马改良范围扩大到13个省、自治区，受胎率提高到60%；同期，绵羊改良试点区扩大到16个省、自治区，到1957年，配种母羊达到246万只，是1952年的17.6倍，年末改良存栏羊达132.9万只。同时，国家还建立了察北牧场、铁岭种畜场、萨尔图种畜场等大型种畜培育基地，为进一步增强牲畜品种改良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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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逐步推行饲养技术和防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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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全国兽医专家和兽医技术人员，使用自行研制的兔化弱毒疫苗，开展防止牛瘟和扑灭口蹄疫工作，到1955年，牛瘟基本在全国范围内被消灭；同年，初期发生在西北、西南地区的口蹄疫也被扑灭，大大减少了家畜死亡率；其他几种主要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大大下降。随后，县（旗）级畜牧兽医工作站在各地普遍建立，以防疫工作为主的兽医队伍进一步健全。此外，自1952年起，产地、市场和运输检疫机构相继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得以建立，疫病防治工作得到加强。在防疫技术不断提高、推广和应用的同时，我国饲料开发与生产技术也有了新的突破。全国性的饲料资源普查和饲料成分分析工作得以开展，为挖掘饲料资源、合理利用青粗饲料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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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畜牧科技的应用和推广，使我国畜牧业在很低的起点上获得了迅猛发展。1949年全国生猪存栏数为5775万头、家禽21116万只、牛4393.6万头、羊4235万只；全国肉类总产量220万吨，禽蛋总产量40万吨。经过三年的恢复期和随后6年多的努力，到1959年我国肉类总产量达363.26万吨，生猪存栏数达12041.6万头，分别比1949年增长65.1%和108.5%。但从总体上来讲，由于必须首先解决粮食刚性需求的问题，使畜牧业仍然处于农业的附属地位，在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始终在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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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60—1978年：曲折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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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长期的政治运动和对生产力的破坏，导致畜牧科技发展处于最曲折、最缓慢的时期。但相对而言，在畜牧业技术方面，防疫技术和良种技术则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全国性防疫和良种体系进一步完善，牛肺疫弱毒疫苗研制成功，牛羊胚胎移植试验成功且在技术上日趋完善，人工授精技术在奶牛和黄牛育种中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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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受“十年动乱”的严重影响以及“禁养”、“限养”、“割资本主义尾巴”等错误政策的干扰，我国畜牧科技进步缓慢，取得的成果有限。尽管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意识到科技投入对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如1963年国务院提出执行“团结、使用、教育和提高”的政策，要求提高民间兽医的地位，发挥他们的专长，成立社办的畜牧兽医站，恢复和建立畜牧兽医工作者协会，有计划地培训中兽医人才，整顿和发扬中兽医科学，但总体上来看，科学技术的作用受到人为的抑制，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科学技术在畜牧生产中的地位才逐渐开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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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畜牧科技的迟缓发展，我国畜牧生产屡遭挫折，基本处在停滞或增长缓慢的状态。在1960—1978年的19年间，肉类、禽蛋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3%和0.1%。其中，生猪年末存栏数从1960年的8227万头迅速下降到1961年的7552万头，1962年后在数量上虽呈上升趋势，但肉猪出栏率相对较低，到1978年肉猪出栏率仅为55.2%。畜牧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也不高，最低年份为6%，最高年份也仅为15.4%，畜牧业作为农村副业的从属地位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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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支柱产业演进的全面快速发展阶段（1979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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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技术的运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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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投入不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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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畜牧业发展对科技的需要，1979—1985年，国家共安排财政资金92372万元，主要用于草原、科研、畜牧业商品基地、种畜场、畜牧兽医站、配种站、兽药器械生产以及牧工商企业大型畜产品加工场和饲料加工厂的建设。1986年，中央财政又投资492.947万元，先后启动商品瘦肉型猪养殖基地、“菜篮子工程”、育草基金、秸秆养畜、牧区开放示范工程、南方草山草坡建设、动物保护工程和良种工程等项目，为畜牧业科技的推广应用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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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饲料加工技术进一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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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我国饲料工业基本处于一片空白，但从80年代初开始，饲料工业开始起步并步入飞速发展轨道，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饲料工业大国。在微观技术层次上，动物饲料技术由注重能量和蛋白质补充发展阶段转为动物营养、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全面均衡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由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饲料机械、饲料科研和培训以及饲料质量监督和检测等构成的饲料工业体系。2005年全国饲料工业产品总产量达到1.07亿吨，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其中，配合饲料产量为7762万吨、浓缩饲料2498万吨、添加剂预混合饲料472万吨。与此同时，全国先后建立了398个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的饲料监测所，为促进饲料产品的标准化和科学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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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种繁育改良条件逐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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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从国外引进了多批优良种畜禽，并利用这些引进的优良品种，培育出中国荷斯坦奶牛等几十个畜禽品种。随着改良后的畜禽品种的不断推广和应用，大大提高了畜禽良种覆盖率和个体生产性能。2005年，我国猪的良种覆盖率为97%，奶牛良种覆盖率为73%，蛋鸡和白羽肉鸡基本实现良种化。此外，全国共建有各级种畜禽场10042个，其中包括种猪场3104个、种禽场4645个，家畜繁育改良站1500个，基本形成了能够覆盖全国范围的畜禽良种繁育与推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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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物防疫体系不断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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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成立了国家动植物检疫总所，在此基础上，通过建设国家疫病检疫站和动物保护工程等项目，初步构建了比较健全的全国性动物进出口检疫体系和国内畜禽防疫体系。到2006年，全国已累计建立的省、地、县级畜牧兽医站2726个、动物防疫站1349个、动物检疫站共1437个、兽医卫生监督所1471个、兽药监察所539个，使动物防疫体系得以不断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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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饲养与管理技术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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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良种畜禽饲养技术、秸秆过腹还田技术、规模化养鸡技术、寒冷地区暖棚饲养畜禽技术等饲养与管理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的“绿色证书”工程，显著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养殖技术技能。据农业部统计，在接受培训的农牧民中，成为科技推广骨干的占80%，成为乡、村级干部的占2.3%。在农村中，能够应用畜牧兽医单项技术的人员占农村人口的比例由“绿色证书”实施前的0.1%提高到1.9%。这种素质的提高，极大程度地推动了畜牧养殖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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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牧业技术进步的基本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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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畜牧科技的长足发展，使我国畜牧业生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行业的整体素质、有效供给能力以及在国民经济尤其是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强，新的畜牧业区域格局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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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06年，畜产品产量除个别年份出现波动外，整体上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图3-3）。到2006年末，全国肉类总产量、猪肉产量、禽肉产量、禽蛋和奶类总产量分别达到8051.4万吨、5197.2万吨、1506.6万吨、2945.6万吨和3302.5万吨。在结构方面，目前已基本形成了“猪、牛、羊、马、驴、骡、鸡、鸭、鹅、兔、蜂、驼”十二大家畜家禽全面发展的新局面。2005年，生猪出栏率由1980年的65%上升到137.2%，牛由4.6%上升到39.9%，羊由22.7%上升到88.46%，25年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目前的出栏率已基本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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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3 Change of the output of the main live-stock products of China（198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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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5 Ratio of main animals delivered to the slaughter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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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畜牧业科技进步的基本成效表现为对畜牧业长期快速发展的推动，也逐步奠定了畜牧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趋于支柱的基本格局，改变了原来处于附属地位的状况而走向了支柱产业的地位。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9年的16.8%增长到2006年的32.2%，畜牧业的地位已经由家庭副业上升到农村一大支柱产业，不少地区畜牧业经济在农村经济中已是“三分天下必有其一”，很多饲养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已占农村经济的50%以上，“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鸡鸭产蛋换油盐”的自给性畜牧业生产的历史得以彻底结束，我国新的畜牧业养殖区域格局也基本形成，即以四川、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广东、湖北、江苏、广西、安徽等省（区）组成的我国生猪及猪肉的主产区，以山东、广东、江苏、四川、辽宁、河南等地组成的肉鸡主产区，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辽宁为主的禽蛋生产区，以大中城市郊区为主的鲜奶生产区。这种专业化区域的形成，得益于畜牧业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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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畜牧业经营方式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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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80年代的商品化、专业化、企业化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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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断提高畜产品商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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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畜产品流通体制放开的背景下，各地农户充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和剩余劳动力，在有限的居住环境条件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大力发展商品性庭院养殖，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产量也随之大幅度增长，畜牧业逐渐成为广大农户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1980—1990年，我国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8.42%上升到25.67%，肉类产量和禽蛋总产量持续增长，基本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肉蛋奶供给紧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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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断涌现养殖专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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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畜禽饲养量、存栏量的逐年增加，以及良种畜禽的引进和科学饲养方式的大面积推广，在许多农村涌现出一大批畜禽饲养专业户。据1983年农业部首次畜禽饲养专业户统计数据，当年全国畜禽生产专业户共354.67万户，其中养牛户有44.8万户、养猪户有147.6万户、养羊户有30.32万户、养禽户有103.7万户、养兔户15.31万户、养蜂户有8.2万户、其他畜禽养殖户有4.74万户。随后，养殖专业户数量进一步增加，规模逐步扩大，并逐步向企业化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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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牧业企业开始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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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快提高畜牧业经营效益以及适应和推进畜牧业商品生产和牧工商一体化经营，1982年底中国牧工商总公司组建成立，到80年代末，由全国各级畜牧系统共同组建的牧工商公司约500多家。与此同时，涉足畜牧业领域的外商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也先后出现，如广东光明华侨牧场、北京华安肉类有限公司、上海大江有限公司、瑞士雀巢等。随着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传入以及示范和推动作用，我国畜牧业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企业化开始蓬勃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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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90年代的规模化、企业化、产业化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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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畜禽规模饲养程度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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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市场机制持续作用和技术熟练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畜牧业养殖户（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到1999年，全国规模养猪的养殖场（户）约81万个，虽在数量上比1983年减少近45%，但饲养规模不断扩大，生猪饲养资源逐步集中，规模化生产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全国蛋鸡规模养殖场（户）约63万个，万只养禽场的存栏蛋鸡和鸡蛋产量发展势头良好；肉鸡规模生产中年存栏数达10万只以上的大型肉鸡养殖规模生产量占全国肉鸡规模养殖场（户）出栏肉鸡总量的比重逐步上升，达到13.21%。随着规模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经营意识不断增强。许多规模养殖户（场）都开始按照企业模式进行生产运作，这对提升畜牧业发展的市场化水平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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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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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畜牧企业参与发展的意识和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公司+农户”为主要经营形式的畜牧业产业化组织发展迅速，河南双汇、吉林德大、广东温氏、山东诸城外贸、山东凤祥、青岛九联、大成集团等畜牧业龙头企业大量涌现，产业化经营成为新的增长点。到90年代末，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总数达6.6万个，带动农户数达5900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5%。而在这6.6万个农业产业化组织中，50%以上是畜牧业产业化组织，且产业化程度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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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1世纪初的区域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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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畜牧业生产区域化布局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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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2001年成功加入WTO和畜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的同时生成，为了应对挑战和化解冲击，充分发挥我国优势畜产品的作用，国家农业部先后发布优势牛羊肉、奶业区域规划，以便通过优化布局来推进我国畜产品生产的区域化发展。目前，全国已初步形成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产区并向南北两侧逐步扩散的生猪生产带、以西北牧区及中原和西南地区为主的肉羊生产带、以东部省份为主的肉禽生产带和以中原省份为主的蛋禽生产带、以东北华北及京津沪等城市郊区为主的奶业优势生产带等主要畜产品集中生产带。这些区域化的生产带的发展有力地提升了我国畜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为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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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模化趋势更为明显，养殖小区和适度规模养殖场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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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全国各类畜禽规模化养殖小区达7万多个，生猪（年出栏50头以上）、肉鸡（年存栏2000只以上）、蛋鸡（年存栏500只以上）规模化饲养水平分别达到41.05%、73.14%、67.15%，奶牛、肉牛、羊的规模饲养水平（奶牛存栏5头以上、肉牛出栏10头以上、肉羊出栏30头以上）分别达到57.3%、30.4%和40.44%。随着规模化养殖比重的稳步提高，我国畜禽养殖已从农户散养为主进入散养与规模化饲养并重阶段，且呈现出规模化养殖占主导地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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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化生产受到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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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民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不断提高，我国畜牧业生产在稳定产量的同时，其产品质量和安全性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尤其是“非典”、禽流感、口蹄疫、蓝耳病等重大疫病暴发后。因此，为了提高畜产品质量和效益，无公害生产、标准化生产等被提上议程，一系列畜牧业生产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先后由国家或者地方制定并颁布，这些标准的相继颁发和实施，对畜牧业的今后发展和向生态畜牧业的推动，将毫无疑问地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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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现状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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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生态畜牧业形成的基本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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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农业与生态畜牧业的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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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农业发展起源的中心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古代，我国就有了生态的概念。如《周礼、交官、职方氏》中就具体指出古九州的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布局和畜牧业的发展方向。其中记载有“东南曰扬州……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州……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扰[1]，其谷宜五种。正东曰青州……其畜宜鸡犬，其谷宜稻麦。河东曰兖州……其畜宜六扰，其谷宜四种。正西曰雍州……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东北曰幽州……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河内曰冀州……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畜宜五扰，其谷宜五种。”这种详细的文献记载，清楚地描述了人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各个地方资源环境背景下所适宜的农业生产活动的一种合理安排。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和受制于人们认识条件的限制，直到20世纪初期，人们在农业生态与环境问题的认识上，仍然未能形成比较完善系统的思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资源消耗的快速递增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负面影响因素的增加，农业生产中的生态问题才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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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高能耗为特征的所谓“石油农业”，在通过投入大量的机械、化肥、农药等换取农业高产的同时，对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带来了资源枯竭、能源紧张、环境污染、土壤理化性状恶化、肥力下降、土肥严重流失等农业生产环境的破坏和恶性循环，农业生产投入与产出比日益增高。以美国玉米生产为例，每年每公顷玉米消耗能源为125亿焦，收获物折合能量为334.5亿焦，仅是投入的2.6倍；每生产1000焦能量的水果或蔬菜需投入2000焦的石油能，每生产1焦动物蛋白需投入70～80焦石油能。针对这种现象，Pimeete指出，如果全世界都采用美国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并且达到其生活水平，则目前已探明的实际石油储量只够用13年。而据大量资料表明，我国农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开始进入了石油农业时代。据统计，1982年我国谷物播种面积平均1公顷实际消耗石油能源总量为148.8亿焦，比美国1985年的水平还要高出17%，如果按生产1千克谷物所消耗的工业能源进行对比，则比美国还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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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有限度地使用石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对生产过程的能量追加而从自然中换取更多产品。但过分依赖石油，使生物生长过程的化学循环受到严重干扰，则不能维持农业生产的稳定与持久。因此，如何充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和农业生态的稳定与持续发展，成为当代世界农业发展上的重大问题。面对这些困境，许多有识之士先后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农业发展探寻出路。1970年，“生态农业”一词被美国土壤学家W.A.Ibreche提出后，很快受到生态学家、农学家的重视。1981年，英国农业学家M.Worthington将生态农业明确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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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生态农业的思想传入我国，立即得到我国政府、学者和广大群众的关注。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农业生态经济学术讨论会”上正式提出我国“生态农业”这一术语。1984年5月，国务院在《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广生态农业，防止农业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随后生态农业的推广和发展在许多政府文件中均被强调。20世纪90年代，生态农业建设开始快速发展，全国2000多个县、乡镇先后实施了生态农业建设。1993—1998年间，我国第一批51个全国生态农业试点县投入资金60多亿元，直接经济效益达137亿元，投入产出比为1∶2.25，试点县的国民生产总值、农业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分别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高2.2、0.6和1.5个百分点，并且形成了平原农林牧复合、草地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生态畜牧业生产、生态渔业等发展模式。“十五”期间，我国又重点组织实施了第二批和第三批100个生态农业示范县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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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生态农业应该包括畜牧业，但由于“生态农业”这一概念在最初始的阶段是针对以机械化、化学化为主要标志的“石油农业”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工业化对种植业和以种植业为基础的部分养殖业所造成的产品污染，而对畜牧业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草原畜牧业，还未予以特别的关注。2001年9月，在内蒙古全区畜牧业工作会议上，基于对草原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生态畜牧业”由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克云其木格提出，从而使该概念完善和涵盖了畜牧业的所有类型。2002年，农业部推出十大类型生态农业模式，并正式将该十大模式作为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任务加以推广。在十种模式中，第六种类型即为生态畜牧业。由此，生态畜牧业开始在我国作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而广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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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畜牧业提出的基本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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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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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人口13亿，且每年仍以1.1%的速度在不断增长。尽管我国肉类产量和禽蛋产量名列世界第一，但肉、蛋、奶的人均占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如新西兰年人均牛肉192.67千克，羊肉154.64千克；美国人均禽肉水平55.64千克；丹麦人均猪肉水平297.69千克；荷兰人均鸡蛋38.07千克；而我国2006年人均猪肉39.7千克、牛肉5.7千克、羊肉3.6千克、禽肉11.5千克、禽蛋22.5千克。然而，我国要增加畜禽产品的有效供给所需的自然资源却面临着日益短缺的威胁，可利用的饲草饲料和水资源严重不足。目前，我国人均土地面积0.8公顷，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0%；人均耕地0.08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还在以每年26.7万公顷的速度锐减；人均草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2%左右。随着我国耕地和草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包括饲料粮在内的粮食播种面积也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导致牲畜饲草饲料供给不足，人畜争粮矛盾日益突出。此外，我国畜牧业发展所需的水资源也十分紧缺。这种状况形成了对畜牧业发展的严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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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严重弱化土地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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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侧重于数量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的年代，重开发而轻保护的行为长此以往，导致了对畜牧业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我国每年由于水土流失而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亿吨，约占全球年流失量的20%，居世界首位，每年流失的土壤养分相当于全国化肥产量的1/2，肥力低下的中低产田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3。此外，草场退化、沙化、盐碱化加剧。我国共有天然草地约3.9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41.41%，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温带草原共2.67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1/9。但在畜牧业长期发展过程中，重量轻质，盲目增加牲畜数量，草原超载平均达36.1%，草原生产力大幅度下降，载畜能力严重降低。目前，我国平均产草量较20世纪50年代减少了30%～50%，严重地区达60%～80%，1公顷草地可饲养羊的数量由20世纪50—60年代的22.39个羊单位下降到11.28个羊单位。草场退化、沙化、盐碱化面积已超过80%，并且每年仍以4.42万公顷的速度发展，仅温带草原中，不合理开垦的草原约667万公顷，沙化、退化、碱化的草地达0.67亿公顷。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土地产出能力，这种态势如果不加扭转，则不仅现在对畜牧业发展，而且对人类自身的未来也会形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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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牧业发展中的负外部性问题日渐突出，环境污染不断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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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农业时代，由于养殖规模较小和生产力水平较低，基于环境所存在的自净能力，畜牧业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尚不明显。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化生产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数量巨大的粪便、污水、恶臭、粉尘、病原微生物、噪声等排放物，这些排放物极易对土壤、水质、空气造成污染，并导致畜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和蔓延，使某些人畜共患的烈性传染病直接危害人的健康。据测定，一个年出栏10万头的猪场，每小时可向大气排放159千克氨、14.5千克硫化氢、25.9千克粉尘和15亿个菌体，这些物质的污染半径可达4.5～5.0千米。而近年来禽流感、口蹄疫等畜禽疫病时有发生，并由此而对人类自身造成财产、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影响，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畜牧业发展中的负外部性问题。随着养殖数量的不断增加，我国畜牧业发展中的畜禽排放物不断增加，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也在不断加重（表4-1）。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止畜禽排泄物的肆意污染，则对人类的健康卫生状况势必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并由此而反作用于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之中，最终对畜牧业本身的发展能否持续形成不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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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1 The excretion of livestock（20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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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畜产品污染较为严重，市场竞争力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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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畜牧业的迅猛发展，动物疫情日趋增多和严重化。据全国畜禽疫病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共有各类畜禽疫病上百种，近30多年来，新增加的畜禽疫病就达37种。畜禽疫病已成为影响我国畜牧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每年仅猪鸡因病死亡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260亿元以上。据非典型调查推算，我国每年畜禽死亡头数占总存栏数的比例为：猪10%～12%，鸡20%～30%，牛羊5%～8%；而发达国家中，猪的年死亡率一般控制在5%以下，鸡10%以下，牛羊3%以下。由于疫病形势严峻，在畜牧业生产中，用于畜禽疫病预防（疫苗、饲料添加剂、环境消毒药等）和治疗的药物用量巨大，加之相关标准（兽药、饲料和食品）的健全程度较差、检测手段和设备落后、监管不严以及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经济利益驱动等主客观原因，导致畜产品中药物、饲料添加剂、农药以及工业有毒物质含量超标，畜产品污染较重，市场竞争力下降，给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危害。据统计，1999年8月至2000年1月半年的时间内，我国向美国出口的食品因药物残留超标被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扣留达613批；2002年1月，欧盟以我国出口的禽肉、龙虾制品中农药残留、药物残留及微生物超标为由，全面禁止我国动物源性食品输入。受此影响，2002年1～4月我国冻鸡出口量仅为6.73万吨、价值1.01亿美元，同比分别减少了46.2%和42.4%。畜产品安全已成为影响出口贸易的严重问题。近年来我国畜产品出口情况如表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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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2 The export behavior of live-stock product（200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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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背景下，继续沿用传统的畜牧业发展方式，不仅不利于畜牧业本身的发展，而且还容易造成对环境、资源和人类健康卫生状况的恶性作用，最终形成对国民经济发展能力的严重制约。因此，转换畜牧业发展方式，关注畜牧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构建生态型畜牧业的发展模式，将显得十分必要、必然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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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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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畜牧业的内涵及其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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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畜牧业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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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牧业也可称为可持续发展畜牧业，是指根据家畜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遵循和利用生态学规律，应用现代畜牧科学技术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将畜禽及其生存环境和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将畜牧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整合起来，在关注经济目标、环境目标和社会目标的过程中，全面而又系统地进行生产活动，最终构建一个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的一种现代畜牧业生产体系，它主要包括生态型动物养殖业、生态型畜产品加工业和废弃物（粪、尿、加工业产生的污水、污血和毛等）的无污染处理业等三个小体系。由于生态畜牧业不仅仅局限于本身产量的提高，而是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直接服从和服务于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存质量的不断改善，是以取得更高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综合效益为最终目标，因而成为畜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现代畜牧业的延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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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畜牧业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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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现代畜牧科学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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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畜牧业生产过程中，草场改良与管理技术、动物育种技术、配合饲料生产技术、畜禽环境控制技术和动物疾病防治技术等现代高新的畜牧科学技术将得到充分运用，以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转化利用率。这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规律作用下，对生态畜牧业发展中的经济价值目标实现，毫无疑问地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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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大并丰富了经济体系，更加强调系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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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牧业作为畜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其经济圈由过去单纯利用动物将植物产品转化为人类所需的肉、蛋、奶等食品的小循环，扩大到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和加工业及服务业在内的大循环，系统内的种、养、加、贸等各个环节和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一旦其中某个环节和要素受到干扰，将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波动和变化，失去原来的平衡。因此，不但注重系统内物质和能量的充分利用，而且强调必要的能量和物质投入。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系统运转本身的内在平衡，且不可索而不予或者多索少予。这是生态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在系统运转时所十分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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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建并形成高效、无污染的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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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牧业以畜禽养殖和动物性产品加工为中心，并运用生态学原理，因地制宜地配置种植业、林业、渔业、环境保护产业等相关产业，形成一个以“食物链”形式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与转化的高效、无污染的配套系统工程体系，以“产业链”形式而促使各个生产环节的价值形成、增加和有序流转，最终把资源利用、开发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这个生产体系更加具有生态的特质而运转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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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调发挥畜牧业生态系统整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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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牧业的经济圈扩大后，更加强调整体功能的发挥。通过利用生物种群的共生关系及物质再生原理，并综合运用畜牧业生态规划、畜牧业生态技术和生产技术等相关技术，充分发挥农作物、饲料、牧草和家畜的作用，强化饲料饲草生产、家畜饲养管理、家畜繁育、畜牧场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畜禽疫病防治和畜产品加工与流通等环节的联结，以实现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及增加经济效益与追求生态平衡的协调统一，同时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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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追求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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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态畜牧业在向社会提供符合社会需求的畜产品、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强调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以求其生产方式有利于环境状况的改善，至少不破坏生态环境。这种协调和统一是生态畜牧业发展过程中的目标设计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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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有生产过程定位与市场价值追求相互合一的绿色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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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畜产品能够把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在市场中对竞争力的提升、在社会中对农民收入的增加等多个方面关联起来。生态畜牧业通过协调动物与生存环境间的关系、加强预防免疫、提供多样化的饲料等措施，以减少疫病发生率和畜产品受污染的概率，提高畜产品质量，为社会提供大量的无农药（兽药）、添加剂和激素残留的绿色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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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畜牧业的功能定位与种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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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畜牧业的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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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广阔，资源分布不均，加上全国各地消费偏好的不同，使得我国畜牧业生产呈现出典型的区域差异性。生态畜牧业作为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以生产经营饲草饲料、动物及其产品为主的集自然、经济和社会功能交织在一起的复合生态经济系统，因此，其产业功能应依据不同的市场需求、不同的自然资源和生产条件，从市场需求、产业化发展和资源利用效率出发，尽快实现在经营方式上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在增长方式上由单一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在技术方式上由传统经验型向技术依托型、在利用方式上由资源开发型向生态建设型的转变，以在满足人们对畜产品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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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畜牧业的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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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草地生态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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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生态畜牧业是以发展草原生态系统与畜牧业经济系统为目标，在实现牧草生产与牲畜生产这两个自然再生产过程平衡的同时，把经济目标追求纳入到系统之中，最终使成为一个持久发展的复合型的生态经济系统。该类型的代表模式是资源配置型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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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区生态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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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生态畜牧业是通过实施农林牧结合，促进山区生态系统和畜牧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一个复合型生态经济系统。其重要的特征在于增加了林业产业发展的因素，该类型的代表模式是农林牧结合型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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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区生态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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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区生态畜牧业是以种植业为依托，围绕畜牧业生产这一中心，依靠沼气工程这一纽带，建立起合理的投入产出结构，实现物质和能量循环利用的复合型生态经济系统。其实质是畜牧业经济系统与农田生态系统相互结合而成的复合系统。该类型的代表模式是多级利用型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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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郊生态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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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生态畜牧业是应用生态学的原理，借助工程学的技术手段，渗透人工辅助能量与物质，建成的以畜禽饲养为中心的一种人工生态经济系统。该系统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地域性、集约性、高效性、调控性等特点，追求的目标是实现饲料（草）产量最大、畜禽生产力较高、物质和能量转化最合理、经济效益最好和生态平衡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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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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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配置型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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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式是指依据生物生长规律中的时间差和空间差，以时间争空间，以空间夺时间，组织畜牧业季节性生产，推广肉畜异地育肥技术，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草畜同步发展、经济与生态平衡双重目标同时达成的一种生产方式。该模式主要适用于草地生态畜牧业，通过青草期多养畜、枯草期多出栏，充分发挥牧草和精饲料季节生长优势和幼龄畜增重快、肉质好的特点，进行肉牛、羔羊的短期快速育肥，以改变传统“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恶性循环生产方式。据报道，将传统草地畜牧业的“消耗战”改为季节性的异地育肥的“阵地战”生产，大大增强了牲畜的生产能力。牛出栏周期由过去4～5年缩短到1.5～2年，羊出栏周期由2～3年缩短为当年育肥，大大节约了饲料的使用量，同样的草料可多养2～3头肉牛和肉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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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级利用型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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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主要是利用生态畜牧业经济体系中各种相关产业，通过构建环环相扣的食物或者产业链，实现物质和能量的多级利用，以增加物质产品的产出量。该模式主要运用于农区生态畜牧业，一般又可以细分为四种类型，即种—养结合型、养—养结合型、种—养—沼气结合型和种—养—加工结合型。如作为典型农区的湖北荆州市通过在平原地区采用“棉—粮—猪—沼”模式、丘陵地区采用“粮（菜）—猪—沼—果”模式、城郊地区采用“酒—猪—沼—鱼”模式、水网湖区采用“鱼—猪—鸭”模式等措施，有效地延伸了产业链条，使畜牧业成为该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亮点。2001年全市生猪出栏302万头，家禽出笼3178万只，畜牧业产值达到35.7亿元，占全市农林牧渔总产值的23.4%，畜牧业为农民增收的贡献达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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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利用型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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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式是在种植和养殖过程中建立塑料大棚，并采取相关配套生产技术，发展畜牧业的一种生产方式。该模式具有多层次综合利用资源，在延伸产业链的同时，促使价值链的增加，最终促使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如甘肃省古浪县引黄灌区科技养殖示范园区建立的塑料大棚，内有沼气池，池上建猪舍，棚内四季种菜。由于大棚具有良好的采光保温性能，十分有利于猪的生长，使饲料报酬率提高幅度达到了20%，同时产生的猪粪直接排入沼气池并生产清洁能源，然后再将沼液、沼渣用于种菜肥田，土壤肥力明显改善，从而使蔬菜产量提高30%以上，其经济、生态效益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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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调控型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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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主要是依据牛、羊等反刍家畜瘤胃微生物酶的功效，充分利用粗纤维饲料和非蛋白氮的生物学特性，通过秸秆氨化、青贮、微贮等技术，以秸秆、糠、麸、饼、渣及牧草等光合产物饲喂反刍家畜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生产方式。该模式从理论上来讲具有极大的生产潜力和十分可观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但目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亟待深入研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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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四种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可以看出，不管哪种模式，均具有共同点，将这种共同点归纳总结，就形成一种最基本的共性模式，可以贯穿到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全部过程之中。该基本模式可概括为：生物群落工程（农业植物、农业动物、微生物群落等）+工业加工工程（饲草饲料加工、畜产品加工等）+环保工程（沼气池、生物净化等）。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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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1 The basic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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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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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模化养殖程度不断提高，节粮型畜牧业结构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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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发展养殖小区是增强畜牧业规模化和延伸畜牧业产业链与完善生态链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年来，全国各地采取各种措施，推进畜禽健康养殖，加快养殖小区发展步伐，使得农区养殖小区和适度规模化养殖场蓬勃发展。到2006年，全国各种畜牧生产小区达7万多个。全国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比重达41.05%，出栏肉鸡2000只以上的规模化饲养比重达73.14%，饲养5头以上奶牛的规模化养殖比重达57.3%。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资源配置状况以及科技水平的发展，我国畜牧业结构日趋优化，节粮型的饲养结构逐步形成。1999—2005年，全国牛肉、羊肉、禽肉和奶类产量的年递增率分别达到5.9%、9.6%、4.6%和23.5%，均明显高于猪肉3.8%的增长速度。反映了有利于推进资源节约和充分利用饲草饲料资源的节粮型畜禽产品的生产结构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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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饲料工业取得长足发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开发利用取得巨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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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饲料工业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2005年工业饲料产量1.07亿吨，约占世界总量的15%，居世界第2位。饲料工业的高速发展和配合饲料的广泛普及不仅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使得畜禽产品的单位耗粮数量大幅下降。据测算，饲料生产因素的科技进步对我国畜牧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远远高于畜禽品种、疾病防治、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科技进步的因素。仅按肉类平均料肉转化效率由20世纪80年代的4∶1提高到现在的2.8∶1一项计算，每年就可节约饲料粮8694万吨。此外，自1992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的秸秆养畜过腹还田示范项目，2004年全国制作青贮饲料1.74亿吨（鲜重），氨化秸秆5100多万吨，分别是项目实施前的3.47倍和7.19倍。加上直接饲喂的作物秸秆，目前全国秸秆饲用总量已超过2亿吨，约占秸秆总产量的1/3。这一方式极大程度地促使了资源节约型畜牧业的发展，对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也形成了良好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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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化生产已有良好开端，畜产品安全水平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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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畜牧业生产环节和产品质量控制环节中，加强了对畜产品的绿色化和环境无公害化的要求，设施标准、基地标准等方面的标准化建设处于全面推进之中。到2005年，全国有效使用绿标的企业总数达3695家，有效使用绿标产品总数达9728个。其中，畜禽类产品达1380个，绿色食品产地环境监测面积中仅草场面积就达953.2万亩。截至2006年10月，河南省已有600多家养殖和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了无公害畜产品产地的认定，36家企业通过了无公害畜产品认证，畜牧业标准化生产体系已基本覆盖全省。同时，作为畜产品生产主要投入品——饲料的质量水平进一步提高，饲料产品合格率为95.1%，比上年提高了3.2个百分点。饲料中违禁药品检出率为1.96%，同比下降1.68个百分点。在生猪养殖场中，对人体健康具有不良影响的“瘦肉精”的检出率为0.11%，同比下降0.66个百分点。京津沪3个城市的“瘦肉精”检出率首次降到零。反映了以追求人体健康为主要目标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正呈现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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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畜牧业科技水平明显提高，优质种畜禽的供应能力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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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良种是发展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为了提高畜禽的生产性能，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国家先后组织实施了畜禽良种工程、畜禽科技攻关、948引进项目等，在较短的时间里先后培育出畜禽新品种（系）50多个，筛选出优秀配套组合100多个，引进国外良种30多个。到1999年，我国良种繁育体系结构已初具雏形，县级以上各类国有种畜禽场1810个，其中国家级重点种畜禽场83个；家畜繁育改良站达3000多个，另外还有种公牛站79个，年提供冷冻精液1000万份；建成了国家级家禽育种中心、瘦肉型猪育种中心、奶牛育种中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良种繁育体系。到2001年，我国畜禽良种繁育和资源保护工作又取得新的进展，家畜繁育改良站共有25个，改造扩建畜禽良种繁育场68个，对40个畜禽品种进行了重点保护，同时开展了畜禽良种的动态监测，实施基因库保种，制定了《国家种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名录》，有效地促使了良种繁育体系的不断完善。随着良种的推广和应用，2005年，我国猪良种覆盖率从2000年的93%提高到97%，奶牛从65%提高到73%，蛋鸡和白羽肉鸡基本实现良种化。26个新品种通过鉴定，普遍比现有品种增产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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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力推进草地改良和改善草地生态环境，转换草地畜牧业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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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推广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舍饲半舍饲、季节性放牧、划区轮牧等养殖方式，2006年，3000多万头牲畜从依赖天然草原放牧转变为舍饲圈养，草原植被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1997年底，全国累计种草保留面积约1533万公顷，“六五”、“七五”、“八五”和“九五”期间，全国平均种草和改良草地建设总规模分别达到1050万公顷、2229万公顷、2607万公顷和3000万公顷，改良草地和人工种草比天然草地提高产量3～5倍。2006年，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进一步加强，全国草地总面积达44187万公顷，当年新增种草面积达1067万公顷，人工种草683万公顷，累计种草保留面积达3147万公顷（表4-3）。通过加强草原保护建设，草原植被得到初步恢复，防风固沙和水土保持能力显著增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牧民以草定畜和科学养畜的意识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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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3 The construction of turf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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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动物防疫体系逐步建立，畜牧业健康发展的安全保障有效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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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疫病不仅影响畜产品产量，而且对质量也会形成重大影响。加强能够有效促使生态畜牧业健康发展的安全保障，必须从建立动物防疫体系入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加大了对动物防疫设施的投入力度。1998—2003年，中央累计投入近27亿元，建设了国家动物疫情测报中心、农业部兽医诊断中心、国家动物疫病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国家动物疫病参考实验室、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等一批动物防疫重点项目，并加强了省、地、县三级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如建设了省级疫情测报中心、304个动物疫情测报站和146个边境动物疫情监测站，初步形成了全国动物疫病测报网络。国家通过推进兽医体制改革，全面加强动物防疫队伍、制度和基础建设，强化畜牧兽医服务体系、畜禽防疫体系、动物检疫体系建设，逐步构建了上下贯通、横向协调、有效运转、保障有力的动物防疫体系，提高了动物疫病防控整体水平，对全面建立生态畜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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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据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科学构建适宜的养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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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自然环境条件对畜牧业发展的影响与约束不同。根据我国地域辽阔和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巨大的现实情况，经过畜牧业科技人员和广大农牧民的实践努力，目前已初步形成了适应草原、山区、农区、城郊等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生态畜牧业的养殖模式，并得到推广和改进。以农区生态畜牧业模式来看，基本形成了种—养结合型、养—养结合型、种—养—沼气结合型以及种—养—加工结合型生产模式。这些生产模式充分利用了当地条件，因地制宜地运用到畜牧业实际生产中，有效地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和畜产品质量，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以湖北省松滋市为例，该市通过在棉田套玉米，玉米加工成饲料养猪，猪粪用来生产沼气烧饭、照明，沼液用来肥田，不仅节省了化肥开支，而且增加了土壤有机质，提高了农产品品质。全市1.47万公顷棉田中，小麦、玉米、棉花套种面积已达0.66万公顷。其中，八宝镇0.36万公顷棉田中，套种早玉米面积达0.27万公顷，年出栏生猪12万头，建沼气池近10000口，年产沼肥20万立方米，棉花亩均单产超过100千克。据农户典型调查数据表明，一般养10头猪，产生的猪粪可满足一口10立方米的沼气池使用，同时一年可生产20立方米的沼肥，作为底肥可满足0.47公顷农田所需；养一头猪，产生的猪粪如直接施到农田，可节省化肥开支30多元，若通过沼气池转化，可节省化肥开支80多元，且肥效持久，农作物增产效果明显，产品品质提高也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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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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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计划经济和短缺时代的惯性影响，导致发展的起点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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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比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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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乃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畜牧业生产能力一直很低，在大农业中一直处于一种“副业”或“附属”地位。尽管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产值在农林牧渔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15%提高到2006年的32.2%，但与发达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50%以上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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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产品营养供给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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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畜产品产量的不断增长，居民对动物食品的消费量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红肉（猪牛羊）、禽肉及水产品的消费量由1983年的19.9千克、2.6千克和8.1千克增加到2003年的23.7千克、9.2千克和11.1千克。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也由10千克、0.8千克和1.6千克增加到15千克、3.2千克和4.7千克。但从世界粮农组织有关食品供给的资料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来自动物产品的营养供给水平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80年，我国人均动物蛋白的供给水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1990年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57%，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有所改善。到2000年，我国人均动物蛋白的供给量达到29.8克/天，仅仅稍微超过世界人均28.1克/天的水平（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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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4 Comparison on the per capita daily food supply in the world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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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产品结构有待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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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发展迅速，年均增速达9%以上，禽蛋、肉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并且产品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猪肉占肉类的比重由1980的94.1%下降到2006年的64.55%，禽肉所占比重由1980年的10.6%上升到2006年的18.71%，牛肉所占比重由1980年的2.23%上升到2006年的9.32%（表4-5）。但与世界肉类产品结构相比，我国猪肉所占比重仍然过大，牛羊肉所占比重过小，肉类结构不够均衡。2006年世界猪肉产量所占比重仅为38.7%、牛肉为23.5%、羊肉为5%、禽肉为31.2%。如果将生猪和家禽这两种以消耗粮食饲料为主的养殖类型所生产的肉品之和来看养殖类型，则我国的猪禽在肉类中所占比例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为83.26%，世界平均水平为69.9%。反映了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方面，我国低于世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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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5 Change of China’s meat structure（198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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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畜产品单产水平较低，资源消耗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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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06年，全世界每头猪、牛、羊的平均单产水平分别为79.7千克、200.9千克、14.7千克。而我国2006年，我国畜产品平均单产水平分别为：猪76.4千克/头、牛133.9千克/头、羊14.2千克/只，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畜牧业发达国家相比，则差距更大。我国畜牧生产不但单产水平较低，而且生产要素投入较大。在2004年的生猪、奶牛、蛋鸡饲养过程中，每50千克主产品耗粮数量分别达181.3千克、1981.6千克和381.2千克，分别比2003年增加了1.7千克、381.2千克和56.7千克。这种资源消耗系数的增大，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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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人们认识上的局限，生态畜牧业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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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等历史原因的影响，我国现代生态畜牧业发展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生态农业的提出和发展，生态畜牧业才在我国开始兴起，但此时生态畜牧业仅是生态农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到2001年内蒙古全区畜牧业工作会议的召开，生态畜牧业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被提出并得到人们的初步认同。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这种由于认知和发展时间较短的原因，使得生态畜牧业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经验相对较少。以美国为例，美国畜牧业早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已实现机械化，到目前已经达到饱和。到20世纪60年代，主要畜牧品种的饲养方式已由传统放牧开始转向大型工厂化生产，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目前2个人可养2万头牛，一个人可养10万只鸡的状况十分普遍。美国畜牧业在不断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同时，还广泛应用了生物学、遗传学、化学等最新科技成果到生产中。此外，生物工程和电子计算机被广泛应用于畜牧业生产中，通过人工杂交的办法培育出优质品种，并运用自动化系统检测牲畜和家禽生长状况，分析所需营养并据此配定混合饲料……凡此等等，大大推动了美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为实现畜牧业绿色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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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动化和机械化程度较低，导致生态畜牧业发展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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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发展起点与发展时间上的原因，使得我国目前的生态畜牧业尚局限于小规模的、依“食物链”原理或生物群落组合原理建立起来的发展模式，与其他产业部门的联系尚未充分发挥，甚至仅仅是将其作为一项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在传统生产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环保内容的工作，而未从持续发展的科学观上统筹规划，从而尚未形成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和经营。即使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生猪、肉鸡、蛋鸡集中生产带已形成，但仍然可以看出其规模相对较小。如据2006年的资料，全国年出栏生猪1万头以上的大型规模养猪场仅1317个，只占到规模养猪场总数的0.06%（表4-6）。在肉鸡饲养上，全国年出栏肉鸡1万～5万只的中小型肉鸡场10万多个，占规模养殖场的21.86%；年出栏肉鸡5万只以上的大中型肉鸡场的数量很少，仅188家，占规模肉鸡场数量的比例仅在0.04%（表4-7）。在蛋鸡饲养方面，存栏数在2000～49999只的中小型规模化蛋鸡场接近20万个，占规模化养殖场总数的23.63%；年存栏量在5万只以上的大型规模化蛋鸡场的数量极少，仅为681个，约占规模化产蛋量的4%（表4-8）。这些方面与发达国家的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养殖场发展规模与数量相比，尤其是与美国存在的1个人可养1万头牛以及1个人可养10万只鸡的巨大规模状况相比，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而规模化养殖尤其是大型规模化的发展是提高畜牧业资源利用率和防治畜禽疫病的重要途径，也是有效抑制畜禽废弃物污染扩散和进行无害化处理以及延伸产业链所不可忽视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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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6 China’s large-scale pig producti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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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7 China’s large-scale docking producti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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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8 China’s large-scale layer chicken producti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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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养殖规模上的原因，我国生态畜牧业提供的绿色畜产品也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我国绿色食品总产值占农产品总产值比重不到2%，绿色食品食物年产量还不到普通食物年产量的3%。从绿色产品生产结构来看，主要以农林产品及其加工产品为主，畜禽类产品所占比重不大。2001年，畜禽蛋奶类产品数只占绿色食品总数的15%，其中又以乳制品为主。2002年，绿色食品奶及奶制品共300个，占禽蛋奶类产品总数的67.1%，占绿色食品产品总数的10.7%，但绿色食品鸡蛋、鸭蛋仅30个，绿色食品肉类产品117个，绿色食品肉类产品虽较2000年底增长了64.3%，但同绿色奶及奶制品相比较，其发展规模还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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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进步速度较慢，畜牧业发展的技术水平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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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牧民文化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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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是从事畜牧业的重要主体，其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直接影响畜牧业发展过程。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平均每百个中文盲及半文盲人数比重有明显下降，但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到2006年，每百个劳动力中，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占80%左右，受过专业化方式教育的中专程度及其以上不到4%（表4-9）。而在草原牧区，牧民的文化程度更低。2006年，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五大牧区的文盲半文盲所占比例都较大，西藏、青海两省（区）比重更大，分别达到48.93%，23.42%（表4-10）。而在国外许多发达国家，均要求从事农业生产者需取得农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如德国粮农林业部迄今为止对农场主、园艺农、果农、动物饲养员、马饲养员、鱼饲养员、林业人员、护林员、家庭经营者（农村）、乳制品专业人员、鲜奶品专业人员、化验员和酿酒员等12种农业职业颁布了培训条例，并要求职业培训毕业并经3年实际工作后，才能进行满师考试，然后可以从事相关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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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9 Education of China’s rural household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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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9 Education of China’s rural household labor（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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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10 Composition of the education of rural household labor in five big pastures of China（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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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进步贡献率与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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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贡献率与科技成果转化率既是衡量畜牧业效益的重要综合性指标，也是促进畜牧业效益提高的根本动力，尤其是在生态畜牧业发展过程中，科技因素的作用更是不能忽视。纵观我国畜牧业发展历程，科技进步尽管在其中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受科技体制、传统观念和习惯方式的影响，仍然未能达到十分满意的程度。到目前为止，我国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50%左右，而作为我国畜产品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的内蒙古仅30%左右，在一些落后省份更低，如被列为全国重点扶贫的地区，该项指标尚不到30%。与此同时，在现有的畜牧业科技成果中，其转化率仅有15%～20%，内蒙古仅10%左右，除去10%左右的基础性研究，此项指标便接近临界值。而在畜牧业发达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60%～80%，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为60%～70%，如美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81%以上，日本科技成果转化率已达7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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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中国农业科学院“重大科技对畜牧业发展的影响”课题组对我国畜牧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结果显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科技进步对肉类生产的总体贡献率已达51%左右，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0%以上。但从整体上来看，科技进步诸因素对肉类生产的贡献份额没有显著区别，大约停留在20%～30%之间，良种技术、饲料技术、防疫技术、饲养及经营管理技术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表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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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11 The total contribution radio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ces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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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障碍的技术因素分析与制度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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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研发与推广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生态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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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优质高效的饲料生产技术水平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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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央1号文件的主旨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必须培育发达的畜牧业。在2007年的1号文件中，则明确提出了要“发展健康养殖业”。饲料作为现代畜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动物的粮食，根据畜产品的形成特点，饲料安全即意味着食品安全。为此，必须加快建立安全优质高效的饲料生产体系。2005年饲料工业产品总产量达到1.07亿吨，饲料工业总产值2742亿元，在国民经济42个行业中排名20位左右，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但我国饲料加工的机械化程度相对较低，生产能力的规模化程度不够。2005年全国饲料行业饲料加工机械设备达到26789台套，其中，成套机组为4405套，仅占总套数的16.44%。在成套设备中，时产1～5吨的设备2739台套，占成套设备比重达62.18%；时产5～10吨的设备839台套，占19.05%；时产10吨以上设备827台套，其比重仅为18.77%。此外，提高饲料安全性的HACCP、GMP、ISO9000、ISO2000等认证体系应用范围较小，实施力度不强。这些均反映了我国为生态畜牧业发展提供安全优质高效的饲料生产方面，仍然处于低层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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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推广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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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体现出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基本特征。目前，秸秆过腹还田、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等农业资源综合循环利用技术在我国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尤其是国家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未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正在加大推广力度。从农业角度看，循环农业发展也成为中央2007年1号文件的重要内容而予以全面推进。但由于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加上资源循环型技术大多存在投入大、操作复杂，难以与各地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特点，使之无法充分发挥其节约资源、净化环境的作用。以秸秆利用为例，2005年底，全国秸秆养畜示范县发展到30个省（区、市）的510个县，仅占全国总县数的17.8%。同年，全国青贮秸秆（鲜重）1.75亿吨，氨化（含微贮）秸秆5300万吨，农作物秸秆处理饲用率仅18%，即使加上直接饲喂的秸秆，目前的秸秆饲用总量也不足3亿吨，只占秸秆总产量的1/3。许多地方将大量的作物秸秆废弃或者焚烧，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而且还引发了环境污染，缩短了产业链，降低了资源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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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产品加工科技支撑不够，加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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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产品加工业获得了较快发展，1978—2001年，肉制品产量增长了5倍以上，总产量为300万吨左右，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仅占肉类总产量的5%。发展到2004年，我国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企业达900个，总产值达639.52亿元。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畜产品加工技术和规模方面还存在巨大差距。目前，发达国家农业与食品工业产值比最高的已达1∶4，如美国为1∶1.8，日本为1∶2.4，英国为1∶3，法国、荷兰已高达1∶4，畜产品加工量占畜产品生产总量的比重高达60%～70%。而我国的加工业比重极低，农业与食品工业产值比仅为1∶0.3，其中2004年我国肉制品及副产品产值占全国食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到4%，仅为3.93%，亏损企业数约占1/4。不仅加工技术落后，加工深度不够、花色品种较少，而且优质高档品种比重低，在产品质量和包装方面也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距离。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我国生态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产业链延伸和价值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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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保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制度与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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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还未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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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态畜牧业发展起步较晚，同时受传统执政方式的影响，主要依靠政策措施来实现行政推动。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支持畜牧业发展的红头文件数不胜数，从中央到各省、市甚至县、乡（镇），几乎层层都有。虽然政策性的文件能够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强力支撑，容易导致人为因素加重，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畜牧业发展的持续能力。在畜牧业方面，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很晚，很多方面还处于不健全、不完善和不配套的状况，甚至在许多方面至今还无法可依。直到199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才颁布实施；到2006年7月1日，我国才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而作为规范我国畜牧业发展的这两部大法，在内容上却有许多方面与国际还不接轨，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畜牧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面临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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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繁育结构不够科学，良种繁育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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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据统计，到2006年，全国共有种畜禽场9709个，种畜站3050个。虽然数量较多，但繁育结构不太合理。全国种牛场277个，仅占种畜禽场总数的2.85%，种羊场、种蛋鸡场、种肉鸡场所占比重分别为9.34%、12.83%、14.8%，均在10%左右，而种猪场达3415个，占种畜禽总数的比重高达35.17%。在3050个种畜站中，种公牛站仅为47个，占种畜站总数的比重仅为1.5%，种公羊站601个，占19.7%；种公猪站达2402个，占到总数的78.75%。同时，在这些种畜禽场中，原种场与扩繁场界限不明，有些原种场在承担原种选育和培育工作之时，还承担扩繁任务，生产方向不明，种畜禽质量较低，代次混乱，从而给畜牧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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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控投入不足，疫病防控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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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2004年高致病性禽流感暴发后，又陆续发生了亚洲Ι型口蹄疫、猪链球菌病和蓝耳病等，不仅使畜牧业遭受重大冲击，而且危及到公共卫生安全，并且直到目前，我国的防疫形势仍然空前严峻。深究原因，不难发现，国家对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投入一直很低，每年纳入财政上的专项防治经费仅1亿多元，分摊到每头牲畜（仅指大中牲畜）的防治经费平均不足0.02元，难以满足每头牲畜至少3元的防治经费。防治经费的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了我国疫病暴发频繁，牲畜死亡率较高，生产性能下降，药物残留较为严重的状况等。此外，在机构建设方面，负责具体实施动物防疫、检疫、监督的各级防疫监督机构，存在着残缺不全、队伍不稳、人才匮乏、经费短缺、疾病诊断及化验设备等基础设施短缺落后的情况，难以及时、准确地发现、预测、预报疫情。2004年，全国乡镇畜牧兽医站共36875个，但亏损站有13719个，占到总数的37%以上，职工总人数有275548个，但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只有30931人，仅占职工总人数的11.23%。而且很多身处一线的基层防疫部门缺乏风险预警意识和科学的防控预案，面对疫情不知所措，加上目前尚未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完善的疫病防控信息网络，县县之间、县省之间、省省之间疫情信息沟通不畅，人医和兽医相互隔离，遇到突发动物疫情很难做出快速协调的反应，均造成了畜禽疫病害防控能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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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监测机构较少，管理力量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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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传统饲养模式的影响，我国畜产品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重视程度不够，对环境效益与畜牧业经济效益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有所忽视，畜牧业生产环境监测的标准不够明确，职责不够清楚，部分环境监测管理人员素质较低，监测管理手段和技术落后。到目前，虽然全国已经先后建立了一些省、地、县级兽药监察所、饲料监察所、草原工作站等环境监测与管理部门，但这些部门数量较少，分布欠佳，尚不能满足我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需要。2006年，我国省、地、县级兽药监察所共539个，干部职工人数共3485个，其中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仅占38%，平均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的中高级技术人员仅约为43个；各级饲料监察所416个，干部职工人数共1665个，中高级技术人员占38%，平均每省仅21个左右；各级草原工作站1017个，干部职工人数11576个，中高级技术人员约占31%左右。由于人少事多，许多环境监测及管理工作无法及时完成。以我国草原工作站为例，为了统计牧业年度牲畜头数、核定各类草场、饲料草地的面积及估测产量、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和核查草畜平衡执行情况，每年都需要多次入户调查，但我国牧区草原大多地广人稀，远离城区和生活区，交通道路状况恶劣，一旦缺少人手和经费，很难正常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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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质量控制与安全保障标准体系建设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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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体系是畜产品质量控制的关键。但从目前来看，我国质量安全生产和监管体系尚不完善，严格的生产和市场准入机制尚未建立，缺乏与国际接轨的质量追溯制度，在监管手段上也存在薄弱且投入不足的现象，在执法过程中常常出现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的事件发生。至今为止，我国仍没有与国际统一标准接轨或完全满足较发达的进口国所规定的产品质量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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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不够健全，组织化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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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粗略估计，全国目前共有各种农民合作组织约15万个，参加各种合作组织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2.5%左右。尽管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畜牧业的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很低。以畜牧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较好的畜牧业大省——山东省为例，通过大力发展畜牧合作经济组织，共建立起较为规范的畜牧合作社400余个、联系20多万农户，但与一些发达国家80%以上的农户均是合作社社员，平均每个农户要参加4～5个合作社的情况相比，其组织化程度则显得极其低下。由于我国农牧民组织化程度低，导致农牧民获取消息渠道不足，受文化水平以及科学的养殖知识的限制，大部分农户缺乏科学的疫病防治知识和自我防护意识，甚至不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严重影响了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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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观念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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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养殖习惯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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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年来我国畜牧业生产规模化进程不断加快，但从整体上来看，散养方式仍占主要地位。如生猪和肉牛的家庭小规模分散饲养仍占总体养殖总数的2/3，肉羊占60%，奶牛和蛋鸡各占40%。这些比例大、规模小的分散饲养群体中大部分仍停留在传统养殖方式上，饲养方法缺乏科技含量。主要表现在：一是在饲草、饲料供给上，受数千年沿袭下来的靠天养畜、四季转场游牧、秋肥冬瘦、粗放经营的传统畜牧业养殖、生产方式的影响，采食主要以不经加工的植物秸秆和五谷杂粮为主。尽管随着质量好、营养价值高的混合饲料的上市，农牧民开始接受科学饲养，但受重成本轻效益和饲料本身的营养物含量的限制，畜禽生产周期长、秸秆和粮食浪费严重、效益提高不显著等现象仍普遍存在；二是在防疫选育上，由于农牧民缺乏认识，思想落后保守，对定期进行防疫处理的重视程度不够，致使畜禽发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亡率较高；三是机械设施不足，机械化水平低。由于规模较小，资金投入不足，大多数养殖户只拥有一些小型的铡草机械，大部分工序仍主要靠人力完成。如我国牧区打草的机械作业量不到10%，挤奶、剪毛也基本上属于人工操作，效率极低。而生产方式的落后，直接导致了我国畜牧业发展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停留于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的粗放模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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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消费观念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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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我国大多数居民仍然习惯于活畜禽消费，从而导致我国畜产品流通过程中以集贸市场为主，活畜交易和跨区域活畜调运较为频繁。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直接加重了流通环节的防疫监管任务（据有关流行病学调查，80%的疫病发生都与流通环节有关），而且影响了就地宰杀、冷链运输的现代畜牧业物流体系的培育，影响了生态畜牧业的产业链条延伸和产业体系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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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世界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的比较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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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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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畜牧业生产的基本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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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速度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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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农业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伴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许多发达国家的畜牧业生产出现了快速的增长，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从1961—2006年，全球肉、蛋、奶等主要畜产品一直处于增长态势。2006年全世界肉类、蛋类和奶类的总产量分别达到2.73亿吨、0.67亿吨和6.5亿吨，与1961年相比，增长幅度分别达到了283%、340%和90%。其中以肉类和禽蛋产量的增长速度较快（表5-1、图5-1）。与此同时，畜牧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和现代化发展趋势也十分明显，并成为一些国家的主导产业，占大农业产值的一半以上。如丹麦、新西兰等国占90%左右，挪威、瑞典、芬兰占80%，法国、英国占75%，荷兰、比利时、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占60%左右，日本也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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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1 Output of the world main live-stock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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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1 The trend of the output of the main international live-stock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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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变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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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需求的变化，畜产品生产结构也处于不断的调整过程之中，表现比较突出的是扭转了欧美国家长期以来以牛肉生产为主的格局，而使得禽肉业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表5-2、图5-2）。尤其是美国的结构变化比较明显。2005年美国的禽肉产量1672.8万吨、牛肉产量1131万吨、猪肉产量940.2万吨，分别占肉类总产量的42.3%、28.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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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2 Change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main m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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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2 The trend of the output of the maininternational mea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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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产品单产水平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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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FAO的统计资料，全球畜产品单产水平在1961—1992年31年间变化较大，每头（只）猪、牛、羊、鸡的平均胴体重分别增长10.4千克、43千克、0.1千克和0.1千克，鸡蛋单产增长2千克，牛奶单产增长60.6千克。从1995年起，除奶牛的产奶水平提升较快外，猪、牛、羊、鸡、鸡蛋等主要畜产品的单产水平变化不大，基本处于稳定发展状态（表5-3）。反映了畜禽生产在以追求饲料报酬率为目标的情况下，其单位产出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对稳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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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3 Yield per unit of the world main live-stock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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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界畜产品人均占有量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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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畜禽养殖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长，肉、蛋、奶等主要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了明显的提高。2006年世界肉类、蛋类和奶类的人均占有量分别为41.9千克、10.2千克、100.4千克（表5-4、图5-3）。其中人均占有水平较高的国家有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美国、法国和加拿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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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4 The world main live-stock production per cap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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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3 The trend of th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the maininternational live-stock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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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主要畜产品贸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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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肉品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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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5-6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肉类贸易量呈递增趋势。按照贸易金额来计算，1990—2001年，牛肉所占比重始终最大，猪肉次之，禽肉第三，羊肉的贸易金额最小。按照贸易量来计算，则禽肉增长速度最快，其次是猪肉、羊肉，而牛肉的贸易量呈下降的趋势；2001—2003年，贸易量最大的是禽肉，其次是猪肉、牛肉，禽肉、猪肉、牛肉的贸易量均呈快速增长的态势，羊肉增速较慢而且贸易量最小（图5-5）。从区域分布来看，肉类贸易主要是在欧盟15国内部进行的，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是主要的猪肉、鸡肉和牛肉出口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国是猪肉、鸡肉和牛肉的主要进口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世界主要的羊肉出口国，欧盟和美国则是世界主要的羊肉进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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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5 The trend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the mea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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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6 The world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m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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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6 The world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meat（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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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蛋品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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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蛋品贸易量仅占世界禽蛋总产量的2%左右且以鸡蛋的贸易为主。1990—2003年世界蛋品贸易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趋势，贸易总量由1990年的近100万吨逐步下降到1995年的近90万吨，然后逐步上升到2003年的120余万吨。同期贸易总金额在10亿～18亿美元之间（表5-5）。在地域分布上，主要在欧盟15国内进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美国是最大的蛋品出口国，德国是最大的蛋品进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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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乳品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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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乳品贸易自1990—2003年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出口量由1990年的4700多万吨增长到2003年的7800万吨左右（表5-5）。但从份额来看，乳品贸易量占鲜奶总量的比重较低，2003年世界乳品贸易量约占全球鲜奶生产总量的13%。由于不便贮运，液态奶的贸易量仅占世界乳品贸易总量的10%，而便于贮运的干酪贸易金额最大，其次是奶粉、黄油等。世界上最主要的乳品出口国是欧盟和大洋洲的国家，1994—1996年欧盟乳品的年出口额占世界年出口总额的76%，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占10%。世界最主要的乳品进口地区是欧盟、东南亚、中东和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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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生态畜牧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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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生态畜牧业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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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2年国际上一个致力于拯救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健康安全食品生产的组织——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简称IFOAM）成立后，各国纷纷兴起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浪潮。至2000年，全球194个国家中有141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生态畜牧业。据统计，目前在世界上实行生态管理的农业用地约1055万公顷，其中澳大利亚生态农地面积最大，拥有529万公顷，占世界总生态用地面积的50%；其次是意大利和美国，分别有95万公顷和90万公顷。若从生态农地占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来看，欧洲国家普遍较高，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生态农地面积较小。在全球生态农业用地中，生态牧场占地350万公顷。另据IFOAM统计，近年来，生态肉品的生产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生态畜产品的消费与日俱增，如2002年全球生态牛奶的销售额达12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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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度重视和支持生态畜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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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生态畜牧业方面，许多国家的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鼓励和支持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如《欧洲共同农业法》有专门条款鼓励欧盟范围内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农林牧渔业战略，并推出了“洁净食品计划”；奥地利于1995年实施了支持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特别项目，国家提供专门的资金鼓励和帮助农场主发展生态畜牧业；法国于1997年制定并实施了“有机农业中期计划”。另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运用经济方式补贴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如对生态牧场和自然草场的建设给予资金扶持，对生态畜产品的科研进行资助，对生态牧场进行经营性补贴等。这种做法充分反映了政府对生态畜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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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追求资源低耗、高效转化和循环利用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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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畜牧业资源利用方面，许多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按照“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以确保畜牧资源的低耗、高效转化和循环利用。一是培育优良畜禽品种，降低饲料消耗，提高饲料转化率，加快畜禽生长速度；二是采取标准化养殖技术，对饲料配制、饲养管理、疫病防治等畜牧业生产全程进行标准化科学管理；三是利用现代化新技术，向集约化方向发展，确保畜牧业的低投入、高产出和高效益；四是建立“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的闭环式经济系统，充分利用畜牧业资源，如利用农作物秸秆发展节粮型畜牧业，将畜禽粪便制成生物有机肥或生产沼气等以消除畜牧业发展所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五是避免掠夺式利用草场，采取人工种草和围栏放牧等方式，做到以草定畜、草畜平衡，防止草原荒漠化，维护草原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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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断加大对畜牧业污染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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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是畜牧业发展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尤其是对于畜牧业发展较快、人口密集的国家及地区，其污染问题所带来的威胁更为严重。因此，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各种措施，致力于控制和降低畜牧业污染和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制定防污染法规。如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日本、丹麦、荷兰、意大利等国家都先后制定了相应的畜牧业污染防治法规及标准，对畜禽饲养规模、场地选择、畜牧业污染的排放量及污染处理系统、设施和措施等都做出了具体要求，使畜牧业污染防治走向科学化和系列化。其二是不断开发新的技术以降低畜禽粪便中的氮素污染。如通过培育优良品种、科学配料，应用酶制剂、生长素、矿物质添加剂等以及运用生物制剂处理、饲料颗粒化等方式，达到降低畜牧业污染的目的。如美国设计的饲料配方，使肉鸡的肉料比已达到1∶1.7～1.8，猪的肉料比达到1∶2.5～2.9，这种低消耗高产出的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排泄物中氮的含量，产生了一定的环保效果。其三是开发和应用畜用防臭剂，以减轻畜禽排泄物及其气味的污染。如应用丝兰属植物提取物、天然沸石为主的偏硅酸盐矿石、绿矾（硫酸亚铁）、微胶囊化微生物和酶制剂等，来吸附、抑制、分解、转化排泄物中的有毒有害成分，将氨变成硝酸盐，将硫化氢变成硫酸，从而减轻或消除污染。其四是运用生物净化方式，实现对畜粪及其污水的净化与污染消除，主要是利用厌氧发酵原理，将污物处理为沼气和有机肥。其五是实现畜禽粪便的再利用，以减少粪便污染，实现废物资源化的效果。目前已有许多国家利用鸡粪加工成饲料，德国、美国的鸡粪饲料“托普蓝”已作为蛋白质饲料出售，英国和德国的鸡粪饲料进入了国际市场，对降低饲养成本和实现资源化利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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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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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畜牧业将成为21世纪畜牧业的主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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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态畜牧业得到广大消费者、政府和生产经营企业的一致认可，消费生态食品也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时尚潮流。尽管生态食品的价格比一般食品贵，但在西欧、美国等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仍然受到人们的青睐，许多发达国家对生态食品的需求量日益增长。随着世界生态畜产品需求的逐年增多和市场全球化的发展，生态畜牧业将会成为21世纪世界畜牧业发展的主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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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畜牧业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速度将不断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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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共同响应。生态畜牧业作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和一支重要组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几年其规模和速度将不断加强，为生态畜产品的扩张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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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畜牧业的生产和贸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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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各国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与环境技术贸易相关的绿色壁垒则日趋盛行，尤其是对与畜产品生产和贸易有关的环保技术和产品卫生安全标准要求更加严格，食品的生产方式、技术标准、认证管理等延伸扩展性的附加条件对畜产品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影响。这就要求生态畜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前，必须经过权威机构按照通行的标准加以认证。目前，国际标准化委员会（ISO）已制定了环境国际标准ISO14000，与以前制定的ISO9000一起作为世界贸易标准。绿色壁垒虽然在短期内对各国的贸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也促使各国不断提高和统一畜产品质量标准，从而进一步促进世界生态畜牧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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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国生态食品的标准及认证体系将逐步趋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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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产品的法规与管理体系分为联合国层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层次、国家层次3个层次。联合国层次目前尚属建议性标准。在未来几年，随着生态农业的不断发展，这三个层次之间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将彼此协调统一，逐步融合成一个国际化的生态食品标准和认证体系，各国间将逐渐消除贸易歧视，削弱和淡化因标准歧视所引起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争端。在畜牧业方面，也将毫无疑问的遵循这一逐步融合的共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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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集约化发展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模式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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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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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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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在美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益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牲畜饲养量就位居世界第一，且以高度集约化为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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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畜牧业结构看，其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48%左右，与种植业生产总值基本上平分秋色。养牛业是美国畜牧业的第一产业，牛肉产量居世界首位，其次为养猪业，其生猪存栏数和猪肉产量仅次于中国，约有20万个养猪场，80%以上为10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此外，美国的家禽饲养业发展迅速，是世界第一大禽肉和第二大禽蛋生产国，鸡场的平均饲养规模超过10万只，规模在100万只以上的养鸡场有70%采用了一体化经营。这种以规模和集约为特征的畜牧业养殖，依赖于其发达的饲草饲料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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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与贸易看，全美现有畜产品加工企业8000余家，主要畜产品有牛肉、牛奶、猪肉、禽肉、禽蛋，其产量和和贸易额均居世界前列。2005年，美国肉类总产量3956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14.9%，高居第一位，其中鸡肉产量1427万吨，牛肉产量1131万吨，猪肉产量940万吨，分别占美国肉类总产量的36.1%、28.6%和23.8%。与产量相对应，美国也是世界畜产品贸易大国，在猪肉、牛肉和禽肉方面已经成为净出口国。近年来，美国畜产品出口迅速增长，由1997年的50.54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60.7亿美元。其中以禽肉产品出口的增长幅度最大，其次是牛肉和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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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畜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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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畜牧业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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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因大量新技术的采用和设施投入增加，美国养殖场的数量相对减少，但规模却越来越大，并且越来越工业化、专业化和集约化。养牛、养猪和养鸡业均按行业分工养殖，行业内又可分为种畜（禽）农场、幼畜（禽）农场和肉畜（禽）农场。全美现有25家规模5200头以上的奶牛场，有25家饲养8万头以上的肉牛场，机械化程度和自动化水平都很高，从拌料、投料、挤奶、牛舍清扫等几乎全部机械化。这种集约化、工厂化的生产管理，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而且大大提高了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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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运用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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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十分注重畜牧业技术研发工作，具有政府、大学、农场和企业等多元化的农业科研及成果推广体系，在饲料生产、育种与品种改良、畜禽标准化饲养管理、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科技含量和贡献率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美国，支撑养殖场、饲料加工企业、畜产品加工企业全部生产体系的是机械化和自动化，畜禽饲养已经达到标准化和科学化，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等高科技已经普遍应用。如BBC公司生产的种公牛精液和牛胚胎出口范围遍及五大洲半数以上的国家。畜牧业科技的研究与推广，为美国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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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产品加工业十分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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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养殖的增值效益主要体现在产后加工环节。由于美国畜产品生产过剩，须大量出口，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较大，因此，政府十分注重发展畜产品加工业。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畜禽加工产业采取的是一条机械化和自动化道路。美国对畜产品加工有严格的卫生检验体系，联邦政府对畜禽产品的质量和加工也有严格的规定，使之遵循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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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范化的疫病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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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集约化的畜牧业生产使之对畜禽疫病防治工作必须具有灵敏的反应机制，为此，政府实行官方兽医和职业兽医制度，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设立了相应的畜禽疫病防治管理机构，兽医官代表政府执行公务，对各地的畜禽疫病防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旦发现动物疫情，政府作出快速反应。职业兽医是指专门从事现场防疫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每两年参加一次考试，发放或换发职业兽医证书，实行持证上岗。由于具有非常健全的兽医防疫体系，美国的畜禽疫病控制效果较好，确保了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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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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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效利用畜牧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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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理区划、生产畜牧业发展所需要的饲料饲草资源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新的技术，实现资源的高效转化，大力推广和普及先进技术，采用高效率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方法，以提高畜牧业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加大对节粮型畜牧业的发展，通过开辟饲料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美国利用农副产品等废弃物作饲料饲养牲畜，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畜禽对精饲料的依赖，使之走上资源节约性畜牧业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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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力治理畜牧业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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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集约化的畜牧业发展引发了地表地下水以及不良气味等环境污染问题的发生，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采取综合措施来治理此类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生态畜牧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联邦和地方政府在治理畜牧业环境污染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性和干预性政策与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养牛行业中已有45%的牛场参加了政府环保计划，64%的牛场参加了私人环保计划。一方面通过技术的措施，另一方面则依靠强制的法律约束，使畜牧业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得以大幅度缓解。据1990年对100家牛场的调查，已有75%的牛场建立了人工粪池，80%的牛场建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区，73%的牛场进行了水系开发治理，42%的牛场进行了草场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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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保饲料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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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饲料的安全管理工作，“安全的饲料=安全的食品”的理念也早已深入人心。美国作为畜产品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几十年来尚未发生由饲料安全引发的重大食品污染及人畜伤害事件。综观其饲料安全管理工作，重点在以下几个关键环节加以控制。其一是推行HACCP管理，建立畜产品生产的质量保证体系；其二是防止饲料原料污染，如实施疫病监控、制定沙门氏菌控制计划，生产“清洁”饲料等，实现源头管理。其三的加强饲料用药的管理，要求所有加药饲料必须保证有关药物含量、比例、检签标注等所有方面均合乎要求。饲料生产企业必须按照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局的管理办法进行注册和常规审查，按照生产质量规范进行生产，并不得擅自使用未经批准的药物。联邦法律规定，禁止兽医为饲料生产者开兽药处方，而饲料生产企业根据国家已批准的药品进行生产即可。这些规定有效地保证了饲料的安全生产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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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学合理的利用草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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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拥有丰富的草地资源，但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草场资源的做法，极大程度的避免了超载放牧和草场退化现象的出现。其主要的经验在于制定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依法保护草场资源、实行科学的放牧制度（如季节放牧、轮牧制、延迟放牧、休牧—轮牧制等）、合理分布畜群并严格控制载畜量、及时清除灌木和杂草以保护牧草，与此同时，实行草地补播，以改良劣质低产草场，提高牧草质量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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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引导、支持和扶持发展有机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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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政府对包括有机畜牧业在内的有机农业的扶持、支持及管理政策，使其走上快速健康的发展道路，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90年，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批准有机植物制品、有机蛋制品和有机奶制品可以使用有机食品标签。1999年2月，联邦农业部（USDA）批准可以对有机肉制品实行标签制度，2000年3月，发布了有机农产品试行标准，对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标签、认证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该标准试行到6月后，即成为正式标准。通过这些管理制度的实施，美国在发展有机畜牧业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有机牛奶的生产是美国畜牧业生产中发展最快的项目。1992—1994年间有机奶牛饲养量增加了3倍，1994—1997年间有机奶牛数量又翻了一番，达1.3万头。1997年美国有13个州饲养有机奶牛，1999年，美国有机奶制品行业销售达5.98亿美元，2003年则达到20亿美元。呈现出高速发展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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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拿大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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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畜牧业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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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是畜牧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由于地广人稀，谷物产量充裕，牧草十分丰富，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3年加拿大生猪存栏1466.7万头、肉牛存栏1345.4万头、奶牛存栏107.5万头，山羊和绵羊存栏100.6万只，鸡存栏1.6亿只。这种较大规模饲养与存栏数量，使其成为世界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2006年，加拿大肉类总产量449.3万吨，人均138千克；奶类总产量810万吨，人均248.8千克；蛋类总产量40.0万吨，人均12.3千克。每年牛肉产量的30%、猪肉产量的29%、奶制品的10%用于出口，2003年出口农畜产品价值243亿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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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牧业生产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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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的畜牧业生产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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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虽然加拿大农业食品部是畜牧业的主管部门，但卫生部、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外交与国际贸易部等也都参与畜牧业和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的管理。国家农业食品部为畜牧业发展制定规划并提供服务，通过定额分配系统对全国的畜产品生产和销售实施严格的宏观控制。同时负责畜产品的质量检验和检疫，建立了种畜质量、饲料质量和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将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都纳入到政府的严格监控之下，从而确保了畜产品的质量，提高了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畜牧业经济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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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质高效的集约化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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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畜牧业生产集约化程度比较高，劳动生产率居世界前列。其畜牧业生产基本上采用了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经营管理模式，大型肉牛养殖场的平均水平都在1000头以上，万头以上的养猪场比比皆是。在加拿大，畜牧生产及畜产品加工是农业系统中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此外，科学技术在畜牧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不仅饲料生产、饲养管理、产品加工实行全程电脑控制，而且通风、光照、温度等均实现自动调节，饲喂、集蛋、挤奶及粪便清理等工作全部采用机械化，大大减少了各类生产管理人员和生产成本，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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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化服务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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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十分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学—研一体化，农场主、管理部门、农业院校三者共同研究确定课题项目，由农业部资助，最后由农业院校完成，这种三结合的科研管理机制，有利于加快畜牧科技成果的转化；二是各种畜牧业行业协会在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管理和协调作用，协会能够为生产者提供生产、销售、技术转让、交流、教育培训、运输等全程服务，并协助政府决定产品配额、价格动态报告等；三是畜牧业保险的覆盖面广，保险产品和服务多样化，不仅可以承保畜牧业的自然风险，也可以承保因市场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变化、汇率变化等导致的畜牧业经营风险；四是金融服务比较完善，发展畜牧业的圈舍建设、良种、流动资金等银行均可给予贷款支持。上述完善的服务体系，极大地调动了饲养者的积极性，对加拿大畜牧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很好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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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畜产品加工业的法制化、市场化、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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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制定了《畜产品卫生管理条例》、《肉食品品质规格管理办法》等法规，以规范畜产品生产、检疫检验等各个生产环节，保护生产、经营、消费者利益，保障畜牧食品业的发展。政府根据市场来确定畜牧业的发展方向，围绕市场采取有力措施对畜产品加工业进行宏观调控，对畜产品加工厂进行合理布局，并引导养殖企业进行畜产品精深加工，推进加工设备设施现代化和畜产品优质化，以增强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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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畜牧业发展理念的实施与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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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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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畜牧业追求的内在特性。作为世界上家畜饲养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在畜牧业生产上，政府始终坚持畜产品的可持续增长和畜牧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实施无公害、无污染、标准化的全方位生态畜牧业发展战略，在饲料生产、饲养管理、畜产品生产等方面推广先进的畜牧业科技，不断改善动物生存环境和动物福利，并坚持严格的检疫制度、无公害废物综合处理及环境质量检测，既保护了生态环境，也使畜产品在国际市场保持较强的竞争优势，有效地促进了畜牧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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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的饲料安全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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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是世界第六大饲料生产国，其饲料工业非常发达。为应对世界范围内的饲料生产问题，保障畜产品安全，加拿大政府将管理关口前移，从饲料安全的源头抓起，理顺体制，完善法规，健全标准，搞好检测，加强监管，有效地保证了饲料和畜产品的安全。如仅在法律体系方面，就已形成了以《饲料法》为主体、以《新饲料管理规定》、《动物饲料限制和禁止规定》以及《加药饲料生产管理暂行规定》为补充的完善的饲料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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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格规范的畜牧业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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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生态畜牧业方面，加拿大政府特别注重对畜禽养殖业的环境管理，制定畜禽养殖业环境管理的技术规范和法规，加强对养殖场建设的管理和治理环境污染的技术指导，严格核发畜牧业生产许可证，并依法严厉处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养殖企业，以强化和督促养殖企业自觉遵守相关操作规范和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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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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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大利亚的生态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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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澳大利亚畜牧业经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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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畜牧业的组织管理统中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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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畜牧业产业结构主体是综合性农场、牧场和饲养场。全国约有大小农牧场14.6万个，其中羊场6.2万个、肉牛场6.7万个。家庭生产经营占80%，其余是合作农场。在管理方面，主要由归属国家基础产业部的畜禽理事会进行管理，各理事会下属有育种、兽医及各州协会，包括生产、检验、经销、贸易、科研等，能够为养殖户或企业提供比较健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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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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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有各类生产者合作组织，由牧场主按行业组成，负责该行业产品的收购，统一定价、仓储、加工、运输、销售等。牧场主则以会员身份向合作组织交售产品，会员实现“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合作社以社会化服务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民主管理，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根据合作社章程来实现其职能。这些合作组织一头连着市场与科研，一头连接各个农场主，为农场主解决畜牧业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所需的各种服务，不仅使农场主可以了解到先进技术和信息、及时调整生产结构，而且增强了行业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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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牧业科研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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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畜牧业科研服务体系较为完整，各级科研单位围绕提高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从事科学研究和转让技术成果，如选育出了能耐炎热、抵抗疾病、产毛质优的美利奴羊，培育了可增加羊毛产量的优质苜蓿草，研制成了先进的羊毛长度和强度自动检验器和清洗机等。一些牧场主还与科研单位建立了草场监测和良种草、畜改良等关系，定期对草场土质和草的品质进行化验，根据不同的变化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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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用灵活变通的农业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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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之一，澳大利亚政府对畜牧业的保护主要是畜产品补贴，即直接价格补贴和间接价格补贴。由于直接价格补贴易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所以政府对畜产品直接价格补贴率较低，一般为2%～6%，而间接价格补贴则较高，一般为4%～30%。后者可通过向消费者征税建立产业基金来补贴出口商，从而大大增强了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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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采取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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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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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草地资源条件并不是很好，其中部地区为大面积荒漠，四周边缘，特别是东海岸及北方一带才有茂盛的草原，且稀疏干旱草原占1/4。西部夏季少雨，枯草期长达5个月。但畜牧业是澳大利亚的基础产业，有力地支持了澳大利亚的出口创汇和经济发展。因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畜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十分注重环境和资源保护，不允许建设任何有污染物排放的工厂，并有配套的法规来保持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在加强草原建设，防止荒漠化方面，对自愿植树造林、保护草原退化的牧场主，政府以减少税收的办法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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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管理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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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澳洲大陆降水较少，且分布不均，加上土壤相对贫瘠，草地主要以多年生禾本科牧草为主，为干旱和半干旱草地，草地生产力水平较低。为了提高生产效益，政府特别重视合理利用草地，实施草畜平衡的系统工程模式，以草地生产水平确定载畜数量，宜牛则牛，宜羊则羊，合理布局，做到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每个牧场都将自己的草地分成数块围栏，畜群定期轮牧，使牧草有适当的恢复期。这种对草场的维护性利用，既有利于植被生长，也使草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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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维护畜牧业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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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畜牧业生产者生态保护意识很强，并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生产中，已经能够自觉的按照生态条件分区域来饲养不同类型的畜禽品种，严格控制载畜量，以利于天然草场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在草原的维护方面，采用禾本科牧草与豆科牧草混播，利用豆科牧草的固氮作用增强土壤肥力，既减少了化学氮肥的施用，又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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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重畜产品的安全卫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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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畜产品质量在全球享有较高的声誉，已经出口到70多个国家，年出口收入近50亿澳元，出口量占本国畜产品总产量的60%左右。这主要得益于比较完善的畜产品质量保证制度。在该种保证制度中，可以划分为不同层次、不同种类和不同目标的畜产品的生产质量保证制度。但从政府管理和对生产者控制力的角度来看，则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国家强制实施的满足消费者食品安全需要的畜产品生产质量保证制度，其基石是“国家销售者声明”（NVD）制度，该制度几乎覆盖了畜产品的所有生产者，如果没有NVD记录，其畜产品在市场上几乎无法销售；二是生产者自愿实施的畜产品消费者质量保证制度，一般是为了满足市场对畜产品质量标准的更高要求，这些标准大多高于NVD的质量标准，主要有：国家畜产品认证计划（NLIS）、牛羊特别质量保证计划（CC/FC）、畜产品生产质量保证计划（On Farm QA Schemes）、奶业质量保证（Dairy QA）、欧盟标准（EUREPGAP）、供应链联合质量保证等。在澳大利亚自愿实施最为广泛和具有代表性的是NLIS，它的目标是为澳大利亚畜产品生产者创造竞争优势提供条件。这种畜产品生产质量保证制度，有效的确保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绿色、无污染食品，对不断提高畜产品的质量与市场竞争力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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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西兰生态畜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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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西兰草地畜牧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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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位于南半球太平洋之中，是一个美丽的绿色岛国，总面积26.9万平方公里，草地面积为1400万公顷，其中940万公顷为改良草地，460万公顷为天然草地。新西兰的畜牧业发展虽然时间较短，仅有160多年的历史，但却是世界上草地畜牧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畜牧业用地占农业用地的96%，从事畜牧业的人口占农业人口的80%，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80%以上，畜产品的出口比重高达90%，羊毛出口量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位。可以说，畜牧业已成为新西兰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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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西兰草地畜牧业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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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低投入高产出的草地畜牧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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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草地利用方式以放牧为主，很少补饲，生产成本低廉，畜牧业生产成本仅相当于欧美国家的40%。在草地经营的技术措施上，通过清理、施肥、牧草混播和草地围栏来兴建优质高产的人工草地，严格实行以草定畜，划区轮牧，定时施肥，建立科学的草地利用制度，人工草地可以利用10年以上，且人工草地已占草地总面积的67%，极大程度的提高了草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出，促进了畜牧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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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国际市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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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草地畜牧业是一种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的外向型产业，具有较强的商品生产和竞争意识。其畜产品的加工、储运、销售系统比较完备，畜产品的质量很高，国际竞争力很强。目前，新西兰出口的羊肉、羊毛、奶制品和牛肉分别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0%、18%、7%和6%。这种国际市场的较高份额，大大推进了新西兰畜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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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行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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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草地畜牧业具有高度的专业生产、集约经营的特色，大多数农场主一般以生产一种或一类畜产品为主，如细羊毛、牛奶、牛肉等，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生产水平。此外，随着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科技的广泛应用，新西兰的牧场经营规模也越来越大，集约水平越来越高，牧场广泛使用了机械设备，如农用飞机、挤奶机、剪毛机、电围栏、割草机、打捆机等，人均管理规模可达100头奶牛或4000只绵羊，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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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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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西兰，草原、畜牧、兽医机构健全，已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畜牧业服务体系。政府的各种部门和民间组织，如农渔部、农场主组织等定期向农场主提供国际畜产品市场最新信息，如畜产品供需情况、产品价格变化及预测等，帮助农场主以最快的速度了解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方向。同时，畜产品销售体系也比较完善，农场主生产的畜产品可以直接在国内销售或送到港口出口，也可以通过固定的收购公司销售。农场主所需的农药、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和技术咨询，可通过电话或联网计算机顺利完成。健全的市场体系、完善的社会化服务和高素质的牧场主，大大提高了新西兰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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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西兰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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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宏观调控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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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十分注重畜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一直把草地畜牧业作为改善和优化生态环境、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措施，先后颁布了《自然资源管理法》、《土地居住法》、《生物制品管理法》、《动物福利法》、《肉类管理法案》及其配套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技术标准，做到了以法治牧（草）、以法兴牧。在草地利用上，始终把维护草场资源、保护生态平衡放在第一位，注重加强草地经营管理的宏观调控，如合理规划畜牧业区域布局、加强天然草地的维护和管理、建设优质人工草场、划区轮牧、推广围栏放牧、培育优良高产家畜品种等，在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促进了畜牧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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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生物固氮的草地生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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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较好解决草地第一营养元素氮的问题，新西兰充分发挥豆科牧草白三叶的生物固氮作用，建立起高效优质的以白三叶与黑麦草为主体的混播草地，积累了丰富的混播草地牧草种群生态调控经验。其草地生态固氮的草地生态模式，不仅减少了化肥的使用，改善了草地的土壤生态条件，增进了土壤肥力，提高了草地供氮的营养能力，而且大大提高了牧草的品质与产量，节省了谷物饲料等精料，最终使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大幅度提高，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专家估计，豆科牧草白三叶每年给新西兰创造的经济价值超过了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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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草地生态畜牧业的综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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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步走向农林果草综合开发之路，实施草林结合、草果结合或草农结合的方式，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又提高了光、热、水、气资源的利用率，增加了土地植被的覆盖率，达到了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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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户小规模饲养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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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畜牧业的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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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岛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较小，畜牧业发展以家庭经营为主，经营规模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由于资源有限，因而日本是世界畜产品自给率较低的国家之一。2005年，日本肉类总产量300万吨，奶产量826万吨，蛋产量246万吨，但仍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要，约有30%的畜产品需要从国外进口。目前，日本肉类进口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0%以上，羊毛进口量占世界羊毛市场总量的15%，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肉类净进口国家之一和世界上第二大羊毛进口国。日本进口畜产品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牛肉的40%、家禽肉的45%均来自美国，美国是日本畜产品最大进口来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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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畜牧业发展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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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畜牧业生产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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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农户家庭经营一直居主导地位，畜牧业经营规模比较小。近10多年来，日本在保持主要家畜数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养畜户总数逐步减少，畜牧生产规模则逐渐增大。并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其畜牧业经营规模逐年扩大，逐步走向规模化集约经营。因为适度的规模经营与科学的饲养管理结合，有利于提高畜禽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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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牧业区域化布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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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国自然和资源特点，政府对畜牧业进行了合理的区域化布局，肉牛饲养业主要集中在北海道、鹿儿岛、宫崎、熊本、岩手等地，占全国饲养量的43%；奶牛饲养业主要集中在北海道，占全国饲养量的47%；养猪业主要集中在鹿儿岛、宫崎、茨城、群马、北海道等地；肉鸡主要分布在鹿儿岛、宫崎、岩手，占全国饲养量的47%；蛋鸡则以茨城、爱知、千叶、鹿儿岛、北海道等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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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牧业生产服务体系较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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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民间服务机构众多，产加销的社会化服务自成体系。除众所周知的日本农协作为全国最大的民间服务机构外，还有大小不等的各类畜产品或畜种的专业协会组织，这些协会既保护了畜牧业生产主体的权益，也维护了市场畜产品价格的基本稳定，保证了畜产品质量。此外，协会还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全方位服务，包括饲料供应、种畜（禽）繁殖、配种、畜产品收购、疾病防治及育种等。畜牧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克服了家庭经营制度下的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流通的矛盾，实现了整个产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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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畜牧业发展的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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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对畜牧业采取法制化管理的同时，为了鼓励人们从事畜牧业生产和保护生产者的利益，还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价格补贴政策、采用先进技术的扶持政策、税收减免政策等，以达到稳定畜牧业生产和提高畜产品自给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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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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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环保型生态型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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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受工业化、畜禽粪便未经处理等的影响，日本的环境污染问题相当突出。据此，政府相继出台了同畜禽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其实施细则，同时积极开展各种畜禽粪便治理技术和有关处理设备的研究工作。对于畜禽场治污设施的投入资金，政府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治理畜牧业污染的重点是处理和利用畜禽粪尿，畜禽场的所有粪便都要经过3个月左右时间的发酵才能向外出售、使用。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定期和不定期地对畜禽饲养场排污达标等进行抽样检查，对那些抽样不合格的饲养场依法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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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重资源的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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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源小国，日本政府非常重视资源的循环再利用，目前许多科研机构、养殖场和一些社团组织都在积极地开展各种研究工作，一些有价值的成果纷纷应用于生产。主要利用豆腐渣、乌梅渣、剩饭剩菜等，使原来的废弃物变成了畜牧业发展中所需要的优质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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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力发展有机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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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民崇尚天然绿色食品，政府也对畜产品的安全十分重视，对饲养环境、饲料牧草施肥用药、饲料成分、兽药使用、畜产品加工、贮藏、运输等都有严格规定，力求畜产品的自然、安全。为规范和引导农户从事有机畜牧业生产，政府于2004年出台了《有机畜产品农业标准》，在有机饲料、家畜家禽饲养、设施条件、卫生保健、生物制剂的使用等方面制定了比欧盟、美国、国际有机联盟更为严格的标准，有效的保护了日本的畜禽生产和加工环境，保证了有机畜产品的生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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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展畜牧业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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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涌现出了许多生态农业旅游园区，把观光与休养、体验和游乐等结合在一起。如琦玉种畜牧场的肉类加工乐园，加工商品多达900多种，平均每天有7000多人到那里游玩度假；在北海道，有很多环境优美的体验性畜牧业生态园区，游客可以在牧场购买饲料亲自喂养牛、羊等动物，参观奶制品的制作过程，品尝用新鲜牛奶制作的冰淇淋和酸奶等，还可以购买牧场生产的其他畜产品，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这些牧场的游客都络绎不绝。通过大力发展畜牧业生态旅游，既促进了环境的改善，也提高了牧场主的收入，促进了畜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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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界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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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并强化认识，加强对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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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宣传教育，强化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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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畜牧业之所以能有快速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其政府和全体国民都有强烈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在我国，广大农牧民是生态畜牧业建设的主体，只有调动起农牧民的积极性，生态畜牧业建设才能付诸实施。为此，必须做好农牧民工作，动员农牧民自觉地积极参与到生态畜牧业建设之中；同时要多形式、多层面、全方位宣传畜牧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意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畜牧业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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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对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与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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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的畜牧业能够长期持续发展，与政府的高度重视、宏观指导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的经验，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关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法律等，加强对生态畜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和宏观调控，形成以法治牧、科技兴牧的良好氛围。同时，应加大对畜牧业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生态畜牧业的科研、技术推广及基础设施投入。借鉴国外的做法，可以成立专门基金，采用财政补贴政策，还可以运用产业倾斜政策，加强对环境保护产业的倾斜力度，对经营生态畜牧业的企业减征或免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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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生态畜牧业生产技术体系的完善和普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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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生态畜牧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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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等发达国家畜牧业的竞争力较强，主要原因是畜牧业科技水平很高，在品种选育、饲料配合、疫病防治、经营管理、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形成了系统的技术体系，确保了生态畜牧业的高效益。我国生态畜牧业虽然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体系，但却基本上是对以往技术的整合。目前，我国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通过调整技术对策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形成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生态畜牧业核心技术体系，并且在广大农村积极推广和应用。创建和完善我国生态畜牧业技术体系必须建立在生态畜牧业生产技术体系、宏观调控管理体系、产品质量控制与监测体系三大体系基础之上，要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努力挖掘生产潜力，提高畜禽单产水平，逐步建立高产、优质、高效、节粮、低耗的生产体系，促进生态畜牧业稳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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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广和普及草原生态畜牧业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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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建立了一整套保护草场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性发展草原畜牧业的技术体系，其草原生态畜牧业科技含量高、区域化布局合理、产业化程度高，获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我国要认真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以区域化布局为突破口，推进草原生态畜牧业结构调整，合理划区轮牧、围栏放牧，稳步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推广标准化生产及舍饲和半舍饲技术，做到以草定畜、草畜平衡，防止草场退化，维护草场生态环境，促进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另外，还要不断提高草原畜牧业机械化水平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增强畜产品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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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革兽医管理体制，强化动物疫病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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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完善的兽医管理体制和畜禽疫病防治的规范化、科学化，是发达国家保证畜牧业健康发展和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提升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我国要充分认识加强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推进兽医体制改革，实行从业许可管理制度，建设完善的兽医防疫检疫和执法管理队伍，狠抓各项防疫制度的落实，强化检疫和监督工作，坚决堵住外源疫病侵入和疫情扩散，建立重大动物疫病快速反应机制，提高处理突发动物疫病快速反应能力，为生态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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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生态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和生态畜牧业的环境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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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畜产品安全卫生实行全程质量监管，畜产品的监管力度较大，产品质量较高。而我国在畜产品市场管理及食品安全卫生监督方面实行的是阶段管理，畜产品质量检测方面仍比较混乱，造成市场上各种产品鱼目混珠，生态畜产品价值没有得到真正体现。为此，必须加大畜产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销售等全程监督管理力度，尽快成立各级生态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开展生态畜产品质量检测，建立生态畜产品市场准入制，以保护生态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应对绿色贸易壁垒。同时，也要加快建立生态畜牧业的环境监测体系，加强各级畜牧业的生态环境监测，确保生态畜牧业的安全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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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培育国内和国际生态畜产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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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育和健全生态畜产品的市场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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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从降低生态畜产品的生产成本入手，发挥畜牧业行业协会等经营组织的作用，建立收购、加工、销售网络，合理扩大企业经营规模、降低单位成本，通过优质的市场服务，增加消费者的质量信任感，以赢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另外，可通过生态旅游等形式，开展多元化的营销渠道，促进生态畜产品的销售，实现生态畜牧业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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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断推进生态畜牧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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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牧业标准化体系由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三部分组成，我国虽已形成不少相关的技术体系，但绝大多数尚未标准化，极大地制约着我国生态畜产品的国际化。为此，政府应根据生态畜牧业发展的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制定生态畜牧业标准化体系，使生态畜产品与国内外市场能够很好的衔接起来，以提高我国生态畜牧业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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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力推进生态畜牧业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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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畜牧业现代化必然要走畜牧业产业化之路。对此，应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多种生产类型、多层次的畜牧业经济结构，引导集约化生产和农村适度规模经营，优化畜牧业经济结构，促进农牧渔、种养加、贸工农有机结合，形成产加销一体化产业体系，推动我国生态畜牧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和规模化，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经营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的现代畜牧业模式，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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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农区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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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区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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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区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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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利用与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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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区面积有458.8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47.79%，其中实有耕地8732.52万公顷（1989），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7.94%。以获取粮棉油等农产品为特征的农作物种植是农区生产活动的主要内容，在这些农产品生产的过程中，除了取得主产品之外，往往还有大量的其他副产品，其中作物秸秆就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添加一定量的饼粕类、糠麸类等农副产品，农作物秸秆完全可以作为草食家畜生长所需的主要饲料资源。据统计，我国年产6亿多吨的农作物秸秆，是北方草原每年打草量的50倍，可以比较容易地养活我国牛羊的2/3之多，生产出3/4的牛羊肉。调查表明，我国农区平均每亩耕地可以负担2个羊单位（刘书云，胡丹丹，2004）。以此推算，全国1亿公顷的耕地可以负担30亿个羊单位，数量极其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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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牧有机结合特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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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区畜牧业的发展能够更直接有效地与种植业结合，形成完整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事实上，农业生产的过程就是植物、动物及微生物参与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的过程，只有它们之间得到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时，农业的整体功能才能得以充分体现。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种植业和畜牧业有着相互依存的特殊关系。优化的现代农业结构就是比例协调的种植业、畜牧业和林业之间形成良好的比例关系，其核心是种植业与畜牧业的关系组成。种植业是畜牧业的基础，为畜牧业提供饲料饲草；畜牧业为种植业提供肥料和畜力，促进种植业的发展。畜牧业在农业再生产过程中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家畜能把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农副产品等转化为经济价值更高的肉、蛋、奶和皮、毛等；二是牧草、农副产品经动物消化后，其排泄物更易被微生物分解，转化为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元素。所以，动物生产在能量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农副产品“加工厂”和肥料“加工厂”的双重作用。种植业不单是生产植物性食物，提供粮、棉、油等产品，还为畜牧业提供饲料饲草和良好的生产环境。这种产业之间有机结合的特征在农区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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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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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生产是以第一性植物生产为基础的第二性动物生产，没有植物性生产，畜牧业生产的基础与条件就难以保证。因此，在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对以草业生产为特征的第一性生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通过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有效地带动了草业和饲料加工业的发展。而草业的发展，对提高植被覆盖率和防止水土流失等，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充分展示了畜牧业发展中的多功能性。近年来，各地结合畜牧业的发展，注重了工程种草、三荒地种草、复套种草，建立防灾保畜育草基地，实现了种草与养畜有机结合，使种草不仅产生了较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种草植树有效地防止了土地沙化、碱化、风害、水土流失。这些成效的取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过区域性种草养畜和农牧结合，建设畜牧业商品基地，使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推动了国土的综合治理。通过施用畜禽粪便等有机肥料，可以增加土壤中有机质含量，避免施用工业化肥造成土壤与水体污染以及土壤板结与肥力下降的现象，达到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增加粮食产量，维持生态平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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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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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畜牧业生产而言，通过畜禽自身的生理机能把植物能转化为动物能，生产出经济价值更大的肉、蛋、奶、皮、毛、绒等物质。与种植业等生产部门相比，农区生态畜牧业的投资回报率较高。谢卫国等（2003）曾对湖南省14个市州不同区域、不同发达程度、不同养殖户型的498个农户（主要指从事养殖业、种植业、农业副业等农业生产的农户，不包括居住在农村的非农业生产户）的养殖业效益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每头生猪的利润在-30～312.6元，平均利润为136元；每头牛的利润为112～730元，平均利润为579元；每头羊的利润为80～220元，平均利润为117元；每只家禽的利润为1～8元，平均利润为5元；饲养一头奶牛年均利润为3500元，相当于种10～20多亩地的收入，效益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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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比较优势相对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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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牧区比较，在农区发展畜牧业具有明显优势。主要体现为：拥有较多的畜禽品种、具有较好的基础条件；植物资源类产品种类多，质量好；距离市场较近，人口密集而市场需求大；科技人员多，接近技术源区，具有较好的技术支撑；加工企业多，产品增值升值空间大；接近城市，交通方便，畜产品加工、贮藏设备和供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牛羊肉生产中心逐步由传统牧区转向广大农区。到2001年，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牛肉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1980年的44%下降到13%；羊肉产量所占比重由49%下降到33%。同期河南、山东、河北、安徽四省牛肉产量由占全国的9.7%上升到47.3%，羊肉产量由占全国的20%上升到33.7%；东北三省牛肉产量比重由11%上升到15.7%。可见，由于相对优势明显，农区畜牧业在全国畜牧业生产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抓住农区畜牧业的发展也就抓住了畜牧业发展的主要部分。这对于提高全国农村经济发展质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更加直接和十分突出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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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区生态畜牧业除具有上述特点外，还具有辐射面积大、产品数量与种类多、产品质量有所保障等特点。从其发挥的作用来看，在带动相关产业、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环境保护、促进农村稳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充分认识与利用这些特点和作用，对推进畜牧业的发展，确立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地位，将显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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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区生态畜牧业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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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要素的日益稀缺是制约农区生态畜牧业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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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物质要素。畜牧业资源包括饲料资源、畜种资源、人力资源和气候资源等，其中饲料资源最为重要。虽然我国农区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受益于相对丰富的农区资源，但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源约束问题逐渐凸现。到2025年我国人口达16亿人时，耕地稀缺、水资源不足等因素是否会影响畜产品的需求，这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农区生态畜牧业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农区畜牧业主要以粮食作物为饲料，粮食通过畜牧业转化升值，因而，人畜共粮现象十分普遍。但是，利用日益稀缺的耕地和淡水资源生产谷物来满足畜牧业发展对饲料的需求，必将加剧资源的紧张。而且，当粮食作为第一性生产物质而用于饲料的时候，转化率的降低会导致生产不经济情况的出现，加大畜牧业的产出成本和机会成本。粮饲之间费用与效用的矛盾使人畜对包括粮食在内的生存环境资源的争夺进一步加剧，必然形成饲料资源的有限性约束，这对农区畜牧业的持续发展，必然形成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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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含量低是制约农区生态畜牧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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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我国在年均人口增加1.34%、耕地减少0.27%的情况下，主要农畜产品的数量却实现了较快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农业科技进步。根据《中国畜牧业增长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研究》（杨军，2003）测算的各品种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和效率增长的贡献率（表6-1），可以看出，国有奶牛养殖场的全要素生产率超过了50%，反映出国有奶牛养殖场所具有的规模优势和比较完善的技术服务体系（卫生防疫体系、良种繁育体系、科学饲养技术等），使之达到了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取得了较高的技术效率。同样，表6-1中生猪、肉牛、肉羊、专业户奶牛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平均全要素生产率都低于50%，反映出农户和专业户的养殖过程中技术水平较低，科技进步的贡献程度不高，科技应用的效率也相对低下。突出表现为养殖户的科技意识淡漠，相关部门的科技推广力度较弱，对成果转化重视不够。许多地方对畜牧业科技的重视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缺乏具体的落实措施，一定程度地弱化了科技对畜牧业发展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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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1 Contribution ratio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ncrease of different s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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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工滞后是制约农区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客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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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加工业是由肉、奶、皮、绒等多项加工项目和环节所组成的庞大产业体系，属于正在崛起的朝阳产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农区各省份兴办了一批现代化的畜产品加工企业，如以肉鸡养殖和加工出口的山东诸城外贸公司、以猪肉加工的河南双汇集团等，其畜禽产品加工业体系已粗具雏形，但整体而言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多年以来，畜禽产品以卖原料为主，大多采用传统加工工艺，技术落后，缺乏畜禽产品的精细加工，管理水平低，整体产品质量不高，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同时在畜产品品种结构上也不能适应国际发展的趋势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如乳品工业，品种结构以奶粉为主，其他品种产量很少，特别是液态奶产量更少；生猪是农区的优势产业，但是在肉品的分割与加工技术上，仍然相对不足，尤其是品牌性的畜产品，数量更为有限，导致难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精深加工增值，提高经济效益情况的发生。这已成为限制农区畜牧业生态循环与价值循环的重要方面，对链条的延伸形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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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模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不高是制约农区生态畜牧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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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猪产品绝大部分来自农区，农区畜牧业的主要产品也是生猪。2006年，年出栏50～99头规模的农户（猪场）出栏生猪数量占总量的33.18%，年出栏100～499头规模的农户（猪场）出栏生猪数量占总量的32.58%，二者累计达到总量的65.76%，而年出栏10000～49999头规模的农户（猪场）出栏生猪数量仅占总量的6.42%（图6-1）。同时，年出栏50～99头规模的农户（猪场）占总农户（猪场）数的75.07%，年出栏50～99头规模的农户（猪场）平均出栏生猪只有67头（图6-2）。可见，我国农区畜牧业生产以“一家一户小规模、千家万户大群体”模式为主，整体效率偏低。以家庭为饲养单位，在饲料喂养、圈舍搭建、疫病防治、加工销售和信息获取等方面都存在劣势。在良种、饲料、畜产品等市场日趋成熟的今天，这种饲养模式更为不利，农民承担的风险很大。在全国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过程中，农区畜牧业传统饲养方式却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规模化、专业化养殖程度较低，这就使小农业与大市场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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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1 The pig production scale structure of China（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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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2 The structure of pig production fields of China（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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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区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与问题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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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区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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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条件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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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饲料工业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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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饲料工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农区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以及养殖业的持续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目前，全国饲料企业约15000多个。“十五”期间，饲料工业产量持续增长、质量稳步提高、结构日趋合理。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饲料工业跨上了较高的台阶。伴随着养殖业的健康发展，饲料加工业必然会在平稳的发展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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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禽良种繁育体系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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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农区饲养的种畜禽数量不多，结构欠佳，普遍存在种畜混杂、良种畜不足、缺乏配套建设、规模偏小、饲养管理落后等问题。20多年来，农区对原有种畜禽场进行了分级分批整顿，明确了各场任务和发展方向，实行分级管理和重点扶持。在推行专业承包和个人承包或大包干的基础上，加大了内部改革力度，实行了多种经营，使各类种畜禽场建设取得了稳步发展。到2006年底，全国共有种畜禽繁育场9709处，国家级家禽育种中心、瘦肉型猪育种中心、奶牛育种中心等良种繁育体系已较完整成形。这些种畜禽场培育出一大批良种畜禽，并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从而大幅度提高畜禽生产能力。农区已基本建立起“原种场—祖代场—二级扩繁场—商品代场”四级配套的良种繁育体系，畜禽良种普及率和畜禽生产水平显著提高，猪良种覆盖率达97%、奶牛良种率达73%，蛋鸡和白羽鸡基本实现良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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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禽疫病防检体系基本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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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疫病防治是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条件。2006年，农区部分省份已建成省级动物防疫站11个，地（市）级动物防疫站100个（表6-2）。其中省级动物防疫站高级技术职称126人，中级技术职称105人；地（市）级动物防疫站高级技术职称292人，中级技术职称407人。在广大农村配备了大批经过培训考核合格的不脱产兽防员，农区畜禽疫病防检体系基本成型。此外，各省兽防工作遵循“预防为主”的方针，结合实际，制定了“因病设防，突出重点，单病消灭”的原则。同时，开展了畜禽疫病全面普查、大区联防和局部联防机制，建立防疫管理双轨责任制和疫情测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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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2 Condition of the guard organization in some parts of China（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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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区畜牧业经济结构日趋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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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畜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生产布局不断优化，比较优势进一步发挥。2005年，山东、黑龙江、四川、河南和湖南五省出口猪肉占全国出口总量的90%以上。2006年，生猪产业带猪肉产量占全国总量的76.8%；肉牛产业带牛肉产量占全国总量的64.3%；家禽主产省禽蛋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3%，呈现处畜产品生产逐步向主产区集中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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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时期，农区畜牧业发展存在着既忽视产前服务，也忽视产后服务（包括畜产品加工、销售等）的情况，致使畜牧业生产处于提供原料的境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畜牧业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传统畜牧业经济逐步向二、三产业延伸。按三次产业理论来划分，畜牧业经济的第一产业是畜禽养殖业、草业和饲料种植业。第二产业包括饲料加工业、畜产品加工业（屠宰及肉类加工、蛋品加工、乳品加工、毛纺织业、皮革皮毛及其制品业、地毯制造业等）、兽药制造业。第三产业包括饲料、畜产品、牧机、兽药药械营销、仓储业、畜牧科研、技术服务、畜牧教育宣传、畜禽金融（包括养殖保险等）、政府或者民间性的专业服务等。就畜牧部门而言，畜牧经济向二、三产业延伸主要表现在饲料工业的崛起，乳品加工业的兴旺，兽药制造业的起步，各种畜牧经济联合体的出现，以及畜牧业产销一体化格局的初步形成。农区畜牧业生产外部配套系统的逐步完善，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商品畜牧业打下了较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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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区已成为我国畜牧经济发展的主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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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区畜牧业在我国畜牧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其产值占全国畜牧业总产值的90%以上。以我国南方农区为例，2003年南方农区农林牧渔总产值为16335.37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7771.70亿元，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52%；牧业总产值为4949.02亿元，占全国牧业总产值的52%。2003年，南方农区大牲畜存栏为6489.0万头，牛6069.5万头，生猪年末存栏30705.1万头，出栏生猪38145.8万头，出笼家禽466221.4万羽，肉类总产量为3817.81万吨，其中猪肉产量为2861.76万吨，禽肉产量654.84万吨，以上各项分别占全国的54%、45%、66%、64%、52%、55%、63%、50%。由此可见，农区畜牧业已成为我国畜牧经济的主体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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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适度规模饲养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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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规模饲养是集约化生态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农区各类要素相对集中的情况下，推动规模养殖，对提高畜牧业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以养殖小区为特征的规模养殖发展迅速。目前，全国已有养殖小区4万多个，涌现出一大批畜产品养殖加工龙头企业。河南省开展了“抓千区，带万户，促进农民增收”行动，全省已有养殖小区2560个，其中2004年新增160个。江西各地加大了对规模养殖和畜牧小区建设的技术指导和政策扶持，大力扶持防疫设施、沼气设施等小区公共设施建设，并引导中小畜禽养殖户向小区转移，做到人畜分离。全省新增畜禽养殖小区120个，40多个5000头以上的大型养猪场相继建成投产。同时，通过发展“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初步形成了一批优势畜产品养殖基地。全省20个生猪重点县猪肉产量占全省猪肉总量的40%；10个牛羊重点县牛羊肉产量占全省牛羊肉总量的26%；10个家禽重点县禽肉产量占全省禽肉产量的34.6%，禽蛋占全省禽蛋总量的50%。在规模养殖方式的形成过程中，家畜品种改良加快，配合饲料使用量增加，畜牧业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和生态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猪—沼—果生态养殖进一步扩大。至目前止，全省大中型畜禽养殖场建造沼气池323处，实施“猪—沼—果”的果园面积比重在30%以上，与沼气果业结合的畜禽养殖户达30余万户，其中生猪出栏近330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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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区生态畜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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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质量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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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农区畜产品较快增长的过程中，生产经营体制和管理服务机制的落后导致了对其进一步发展的约束，而畜禽疫病疫情的不断发生严重威胁着畜牧业生产和畜禽产品安全，成为制约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加上畜禽防疫防治体系不健全，导致畜禽疫病在部分地区流行和蔓延，不仅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影响到畜禽业的发展，更影响到人类的健康。同时，农区畜牧业以农户小规模散养为主要方式，缺乏环境保护和畜牧业所必需的生物安全意识，对生物安全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和了解。加上饲料管理体制不顺，多头管理，不法经营者在饲料中添加禁用药物、添加剂、激素等，也对畜禽产品的品质和安全形成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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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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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区生态畜牧业应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全面考虑，避免出现投入过多、资源耗费大而使在畜牧产出增加的同时对环境造成污染。目前，农区规模在5000头以上的养猪场越来越多，伴随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渐突出。一个万头猪场的年排污量在3万吨以上，如果不作适当处理，必然导致就地淤积，不仅污染了周围的空气，也对土壤和地下水形成损害，使饮用水源中的硝酸盐超标，如排放到江河，势必造成河流、湖泊、水库的水体富营养化。尤其是当污物堆积、粪尿横流、蚊蝇成群时，容易发生各种畜禽疫病，更容易成为疫病的散播源。由此而形成的对环境的污染问题，必将成为生态畜牧业未来发展必须予以关注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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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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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农区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与崛起，对科学技术的要求更为强烈。但是在畜牧业科技研究和推广方面，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技术研究和推广不力，“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畜产品培育技术和畜牧业资源的深度利用不足，生物技术与工程技术之间还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我国传统畜牧业的精华与国外现代新科技结合不够，农区生态畜牧业基础研究不足，已研究出的科技成果却存在着转化率偏低的现象，导致科技成果在畜牧业生产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疫病防治、疫苗开发、畜禽改良等方面的突破性成果还十分稀少，可持续性的畜牧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和推广力度更是有限。此外，从事生态畜牧业生产活动的人员，素质普遍偏低，管理技能不高，凡此等等，均相当程度地阻碍了畜牧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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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区饲料饲草资源相对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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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饲草资源是畜牧业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在传统畜牧业生产活动中，主要以家庭饲养，有啥喂啥，主要由农副产品、残羹剩汤组成。而目前乃至今后的农区畜牧业发展中，由于规模化的推进和饲养方式的变革，对饲料饲草的要求将会更高，其精饲料将主要依附于粮食（精饲料中几乎90%以上来源于粮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畜争粮的情况，导致精饲料的有效供给不足，这在我国耕地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远远不能满足畜牧业发展的需要。据不完全统计，湘、鄂、赣三省调查，每年需从北方调进玉米50亿千克左右，由过去历史上的南粮北调变为北粮南运。此外，农区耗粮畜禽与草食畜禽比例不合理，也加剧了饲料资源短缺。以中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4省为例，肉类总产量1329.79万吨，其中猪肉产量为1010.34万吨，占肉类总产量的76%，禽肉产量210.6万吨，占15.8%，而牛肉、羊肉仅占7.8%；耗粮型猪禽肉占肉类总产量的92.2%，而草食型牛羊肉仅占7.8%。与此同时，在饲草方面，为了提高饲料饲草报酬转化率，对优质饲草的要求也日益增强。而目前的耕地乃至草场草坡利用中，人工种植的优质牧草面积极为有限，从而又形成了对畜牧业发展水平提高的一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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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区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分析及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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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经济：农区生态畜牧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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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思想萌芽于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他在对传统工业经济“资源—产品—排放”的“开环”范式提出批评的基础上，认为在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应该发展能够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对外排放的“闭环”式经济。几乎同时，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对“杀虫剂”等化学农药破坏食物链和生物链的恶果进行了起诉。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报告中也对人类发展面临资源危机的忧虑发出了强烈信号。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可持续发展概念得以提出，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中得到了确认，使可持续发展观被广泛认同。2002年世界环发大会决定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清洁生产，并制定行动计划。在上述背景下，循环经济理念应运而生。它融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为一体，把经济活动重组为“资源利用—产品—资源再生”的封闭流程和“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循环模式，强调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共生，并非仅属于经济学范畴，而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包括大中小三个层面，即企业、区域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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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农区而言，生态畜牧业要求通过多种经营，以及延长畜牧业内部及外部之间的生产链条，对农产品、农副产品及废弃物进行充分利用、不断加工，尽量做到外界物质能量输入的减少，使得进入农区畜牧业的系统外部的物质能量可以在农业系统内实现多个生产环节的循环再利用，实现物质能量使用次数的增加和作用路径的延长，经过多次利用和转化后向外界排放的废弃物流和能量流降低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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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农区的特点，生态畜牧业就是科学合理配置资源，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遵循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地发展畜牧业，把畜牧业和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融合为一体，最终形成产品产出多、产业链条长、价值增幅大、安全有保障的畜牧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客观来看，发展生态畜牧业，一方面能够充分利用农区的优势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物质能量投入；另一方面能够对畜牧业生产终端所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再利用，不仅为农业生产系统增加资源的再投入，减少外部系统的物质能量投入，实现节约资源、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同时，生产链的延长、废弃物的加工过程还能够解决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和农民收入增加的问题，最终实现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目标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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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区生态畜牧业的结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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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区生态畜牧业的结构是以生态畜牧业系统结构为核心，依据生态系统理论，建立在物质平衡原理基础上，为实现外部环境资源减量化投入而进行改进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不同的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效率，一定的功能必须借助一定的结构来完成。同时，结构形式的多样性，结构层次的多少，直接影响结构的稳定性，从而也影响正常功能的发挥。农区生态畜牧业通过选用良种、改进栽培技术等，使输入系统的太阳能以及矿物营养得到充分利用，以获取更多的初级产品（粮食及作物秸秆等），并以农副产品为原料，发展次级生产，通过发展养殖业，建立沼气池，并逐步建立和完善多级物质能量循环利用的人工生态网络系统。使自产及部分购入的初级产品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实现农田、果园、养殖各子系统养分流动的高水平平衡，系统与环境的输出输入平衡。使以农户为主体的能量物质循环和整个系统的能流物流循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增加了系统的自适应性和对市场变化的适应性。科技投入和能量物质的合理分配克服了畜牧业与其他子系统不良因子的限制，使整个系统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平衡，形成一个结构合理、社会、生态、经济效益相互协调统一的生态畜牧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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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3 Rural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s systemat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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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区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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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生态种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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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沼气为中心的种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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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做法是：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在庭院附近或租赁土地上建立家畜、家禽、经济动物养殖场和沼气池；农作物秸秆和人、畜粪便进入沼气池产生沼气，向农户、养殖场提供清洁能源；沼气池的出料口通向蔬菜棚、果园、林地、农田，有机物经过发酵成为有机肥料。在这个模式中，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都得到循环利用，综合效益可观。产生的沼气可以解决农户照明和生活需要。部分养殖户除了将沼气用于生活之需外，还把富余沼气作为能源，用于蔬菜种植的大棚冬季增温和追施CO2，蔬菜使用的肥料为沼液、沼渣，所生产的蔬菜基本达到绿色或者有机蔬菜标准要求，其价格高于普通蔬菜，且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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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牧草为中心的种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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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草蛋白含量高，一般禾本科干草粗蛋白含量13%～15%，豆科18%～24%，后者可满足家畜在任何生理状态下对蛋白质的需要。人工种植牧草，除利用其鲜草饲喂猪、牛、禽、鱼以外，还可把牧草加工成草粉，代替部分精饲料而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据有关报道，在猪日粮中加入10%～20%的草粉，鸡日粮中加5%～12%草粉代替稻谷、小麦、玉米等精粮，其饲养效果很好，猪日增重500～900克，鸡35～45克，并且每生产1千克猪肉可降低成本0.1～0.2元，1千克鸡肉可降低成本0.3～0.4元，畜禽粪便经过处理后回田，增加土壤肥力和培肥牧草，实现良性循环。此时的牧草根系发达，生长快，茎叶茂，能较快地覆盖地面，减少水土流失和保护地力。另外，草还具有调节气温，净化空气，减轻噪音，吸收空气中CO2等功能，有的草还可以吸掉空气中的有毒物质。通过大力种草，最大限度地发挥牧草的生物学优势来发展畜牧业，对促进用地与养地结合，种植业与养殖业结合以及改善生态环境亦具有良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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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山林为中心的种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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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式在浅山丘陵地带具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具体做法是：山上种经济林、水果或者饲料草，庭院附近或租赁土地上建立家畜、家禽、经济动物养殖场，将饲料草打浆喂畜禽，畜禽粪尿污水经发酵后抽灌到林地或草地施肥，以速生经济林或竹子为原料生产纤维板、木制品、竹制品并加工出口，或者发展竹笋、食用菌或草药等。这种因地制宜地的综合经营模式，既绿化了荒山、保持了水土，又提高了经济效益，获得了生态与经济的双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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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养殖小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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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龙头企业带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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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直接投资并以股份合作方式吸收养殖户共同参加，建立养殖小区。在经营形式上，小区内实行独立核算，股东可不参与日常饲养管理，按股分红；也可以在统一管理下，直接参与生产，按照生产责任制考核获得工资和年底分红。通过成立小区管理委员会，聘请小区的技术顾问，依托龙头企业的资金、物质和技术等优势，形成“龙头带动、农户入股”为特点的生态养殖小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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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集体驱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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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提供场地，统一规划与设计，统一水电路建设，农户自建养殖场。村委会以优惠条件对土地进行招商，规定承包年限与租金；园区内建设生产用房和必要的管理用房，按临时建筑有关程序办理，如果园区用地涉及林木砍伐，由村委会统一办理审批手续；园区土地承包后，村委会负责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政府应该因势利导，负责建设园区的道路、电力、绿化、防疫、消毒等基础设施，帮助组建园区管委会，对园区建设进行具体规划实施，使园区规划、引种、防疫、饲养规程和污水处理等方面达到生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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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户联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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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农户自发组织起来，根据农田、园地、林地资源优势和不同的区域生产特点，在相对集中的区域内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生态养殖小区。这种模式同样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生态养殖小区实现畜牧生产标准化、科学化、现代化和产业化。首先，科学地做好场址选择、栏舍设计、生产规模、品种定向、饲料生产供应、防疫制度、粪便处理等方面工作，减少资源耗损和对环境的污染，解决人畜混住、庭院环境污染等问题，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提升农民居住环境质量，建设秀美家园。其次，切实加强对畜禽生态养殖小区的监督管理，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及时搞好周边区域养殖场户免疫注射工作，确保生态养殖小区健康发展。第三，推进“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重点解决好兽药残留超标和违禁药物滥用等问题，使生产出的畜禽产品优质、绿色、无公害，确保畜产品和小区建设安全。第四，积极引导生态养殖小区内的养殖户及时成立养殖协会等服务组织，选举有养殖经验丰富、素质好、责任心强、群众威信高的养殖大户担任会长、副会长。积极探索完善龙头企业与小区、小区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使生态养殖小区真正成为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优质货源基地，使龙头企业真正成为养殖户利益的保护伞，形成一种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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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农区生态畜牧业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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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农区畜牧业产业结构 促进农区畜牧业资源的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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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之间差异巨大，北方农区和南方农区的生产结构与资源条件也存在一定区别。因此在农区畜牧业发展上，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制宜，把畜牧产业结构的调整建立在不断优化结构的过程中。一是遵循统筹兼顾的原则。统筹兼顾不仅应放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大框架中考虑和规划，而且必须对畜牧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统筹考虑，与实施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相结合。此外，还要与小城镇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相适应。二是遵循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在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调整畜牧业产业结构，应特别重视增加优质产品和稀缺产品的产量，以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三是遵循依靠科技进步的原则。畜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是要发展优质、高产和高效畜牧业。而实现优质、高产和高效的目标，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要充分发挥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部门的潜力，加强科研和实用技术推广工作，尤其应重视优良品种繁育，提高个体生产性能和畜产品深加工与储藏技术的应用推广。四是遵循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原则。坚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技术、市场、区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畜产品，逐步形成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提高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以获得较多的比较利益。五是遵循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原则。必须坚持把调整结构与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处理好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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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行秸秆过腹还田，提高秸秆资源饲料化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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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是农区农业生产活动中最大的植物资源，是地力耗费和太阳能转化的重要成果，其干物质产量占植物产量的较大份额。实行秸秆还田，能够有效归还土壤的有机成分，保护土壤肥力。虽然推行秸秆直接还田、秸秆堆沤还田，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却由于链条过短而不能增加额外产出。此外，实行秸秆气化作能源、利用秸秆栽培食用菌、秸秆作材料工业的原料等途径也可实现农作物秸秆的循环利用，但上述方法或因生产成本高，或因技术尚不成熟，或因可利用秸秆的量小，在现阶段还不能大力推广。秸秆过腹还田则是以主要农作物秸秆为粗饲料，发展草食牲畜，在实现植物能向动物能（畜产品）转化的过程中，又获得了更容易被土壤吸收分解的动物粪肥。从技术层面看，这一技术本身比较成熟，也是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最好的一种技术。在我国农区，具有丰富的秸秆资源，通过过腹还田，不仅可以节约饲料用粮和减少环境污染，而且有利于促进农牧业良性循环，具有明显的综合优势。将畜禽产生的粪污通过厌氧发酵提取生物质能（沼气），解决农村的生活用能。将厌氧发酵后剩余的沼渣和沼液生产有机肥料。粗略估算，1000万吨农作物秸秆，可养30万头奶牛和135万头肉牛，年产牛奶100万吨、牛肉7.5万吨，其粪尿可产生沼气11亿立方米，相当于80万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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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行畜禽粪便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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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畜禽粪便大部分直接作肥料一次性利用，没有发挥其最大效用。如果以粪便为原料生产沼气，沼渣沼液作生物质能源肥料二次利用，可收到减少环境污染、缓解农村燃料紧缺、增加农田有机肥等多重效益。粗略估算，在山东省每年就产生畜禽粪便1.6亿吨，按可利用0.8亿吨进行计算，外加人粪尿粗略估算，则可产生260亿立方米的沼气，相当于1846万吨标准煤。现阶段，畜禽粪便的循环利用应以上述模式为主，此外，还可视具体情况，选择下列模式：①猪—鱼模式，即鱼塘边建圈养猪，猪粪肥水养鱼。②牛—菌模式，即养牛场建菇棚，先利用牛粪栽培双孢菇，然后再还田。③畜—蚓模式，即利用牛粪、猪粪养殖蚯蚓，蚯蚓养鸡或作为医药原料。④鸡—蛆模式，即利用鸡粪繁殖蝇蛆，蝇蛆喂鸡，实现废物的循环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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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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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及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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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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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草原生态建设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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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是陆地农业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我国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及其主要的支流大都发源或者流经于草原地带，如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辽河和黑龙江等，黄河水量的80%、长江水量的30%、东北河流一半以上的水量直接源自草原，因此，草原生态建设直接关系到我国水系的状况。丰富的草地资源，对维护陆地生态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青藏高原草甸涵养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内蒙古的辽阔草原是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和京津的生态屏障。草原生态系统可以调节气候，改善环境质量。研究表明：每平方米良好的草坪，每小时可吸收CO21.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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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草地的作用不可忽视，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草地的利用状况却不尽人意。根据农业部2002年的摸底调查（2001年底的情况），我国严重退化草原面积已达17540.9万公顷，占天然草原面积的44.7%，其中重度退化草原达6221.8万公顷，占天然草原的15.8%，中度退化草原面积达11319.1万公顷，占天然草原面积的28.9%。北方牧区是草原退化的重灾区，而其中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不仅退化面积的绝对数量较大，而且退化面积占天然草原面积的比例也位居前列。如果天然草原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必将对我国北方和大半个中国的生态安全形成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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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草原生态建设是建设现代畜牧业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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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主要依靠种草养畜来发展畜牧业，草地面积占农用地面积的50%～60%。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有了较快发展，畜牧业占农林牧渔业产值比重在30%以上，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草原面积是可耕地面积的近3倍，其中可利用草原330万公顷，有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天然基础。有关专家预测，如果把北方有条件的地区都建成高产人工草地，可以增加240万吨的牛羊肉产量，这种巨大的发展潜力，使得我们必须加强草原生态建设，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草原生态畜牧业经济，不断提高畜牧业生产水平，推动现代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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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草原生态建设是促进牧区繁荣和边疆稳定与安全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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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天然草地资源与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高度重叠，蒙古、藏、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裕固、鄂温克等10多个少数民族人口集中居住在草原地带。长期以来，草原一直是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食草家畜及其肉、奶、皮、毛等畜产品，不仅是他们的主要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生产经营的重要对象。北方主要牧区畜牧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50%强，是当地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而草原保护和建设，是加快畜牧业发展的关键性、基础性工作。因此，加强草原生态建设是促进牧区繁荣的迫切需要。同时，大多数牧区既是生态环境脆弱区，也是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区。加强草地资源建设和保护，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促进牧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农牧民收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对繁荣民族地区经济和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具有非常深远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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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与建设的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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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较为完善的草畜平衡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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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我国近4亿公顷的天然草原中，有90%的可利用草原已有不同程度退化，引发这种退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许多则是人为原因，如超载过牧、乱采滥挖等，这种持续恶化的趋势对草原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国家生态安全形成了重大影响。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对草原实行以草定畜”，“对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石漠化的草原和生态脆弱区的草原，实行禁牧、休牧制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配套规章，农业部制定了《草畜平衡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草畜平衡制度，加强草原监督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通过合理利用草原，严格控制载畜量，运用各种措施，支持、鼓励和引导农牧民实施人工种草，储备饲草饲料，改良牲畜品种，推行舍饲圈养，加快畜群周转，降低天然草原的放牧强度，实现草原资源的永续利用，一定程度地扭转了超载过牧的局面。同时，还加强了草原监理体系和队伍建设，制定不同草原类型具体载畜量标准，结合草原使用者或承包经营者所使用的天然草原、人工草地和饲草饲料基地前5年平均生产能力，核定草原载畜量，明确草原使用者或承包经营者的牲畜饲养量。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草原使用者或承包经营者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核定草原载畜量和明确草原使用者或承包经营者的责任等。牲畜饲养量超过核定载畜量的，草原使用者或承包经营者应当采取加强人工饲草饲料基地建设、购买饲草饲料、增加饲草饲料供应量、实行舍饲圈养减轻草原放牧压力、加快牲畜出栏、通过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增加草原承包面积等措施，实现草畜平衡。这种比较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为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强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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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对草原生态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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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草原生态畜牧业提供两种不同的产品，一是可以在市场中通过交易体现其价值的畜产品，一是具有间接价值却无法在市场中得到体现的环境价值。因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对于具有正外部性的产业，都处于“有人使用，无人投资”的窘境中，而较为常见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代替个人进行投资，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对草原生态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00—2005年，国家投入资金近百亿元，先后实施了天然草原植被恢复与建设、牧草种子基地、草原围栏、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草原保护建设工程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截至2006年底，全国人工种草累计保留面积达到了2533万公顷，草原围栏面积4400万公顷，完成草原鼠害防治面积573万公顷、虫害防治面积380万公顷。通过保护建设，草原植被得到初步恢复，防风固沙和水土保持能力显著增强，项目建设区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牧民种草养畜热情高涨，以草定畜、科学养畜的意识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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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牧业的区位优势尚未充分发挥，未来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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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表明：传统农业以种植业为主，而现代农业则以畜牧业为主。凡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农业经济都有两大特点，一是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高。如新西兰等国占90%、美国60%、德国74%、加拿大占55%、日本50%，中国仅为34%。二是畜牧业中草食家畜所占比重大，畜牧业产值的60%以上由牧草转化而来，如澳大利亚草食家畜产值占畜牧业产值的85%、英国70%、中国仅为20%。目前，我国节粮型的草食家畜产品——牛肉、羊肉人均占有量较低，而耗粮型的猪肉人均占有量过高，草食家畜产值偏低，畜牧业的区位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在由传统草原畜牧业向现代草原畜牧业转变过程中，根据我国现实国情，既没有能力走发达国家高投入、高产出的集约化道路，也不可能耗巨资建立人工草场。近年来因疯牛病、禽流感等疾病的发生，使价格远高于普通产品的绿色牛、羊肉食品在国际市场的消费量大幅度增加，这无疑给我国大力推进草原生态畜牧业提供了一个良机。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合理配置畜牧业资源，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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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与问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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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地退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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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退化的原因是气候或人为干扰超过草地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阈值，导致自身难以恢复而向相反方向发展。目前，我国草地退化严重，已成为我国最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是制约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草地退化不仅使牧草生产力下降，更为严重的则是诱发了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给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威胁。如青海省水土流失程度日益恶化，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3.4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版图面积的46%。我国的荒漠化约80%发生在西部的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区及其边缘的农牧交错带，目前仍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齐景发等，2001）。从1993年起西北地区连续发生沙尘暴，且有逐年加重趋势和范围扩大趋势，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由于草原生态退化，自然灾害频繁，每年受灾面积约在500万公顷以上。与此同时，草原的鼠虫灾害也不断发生，北方和西部牧区草原每年鼠害发生面积都在2000万公顷以上，每年草原虫害发生面积550万公顷以上，这种情况无疑形成了对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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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原畜牧业生产力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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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草地畜牧业靠天养畜、粗放经营的管理方式沿袭至今。近年来，虽然在牧区建设上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大都是一些典型工程、示范工程。就广大牧区而言，还有相当部分牧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仍为游牧和半游牧式的，饲草料基地、棚圈等建设进展缓慢，大牲畜甚至有的生产母畜尚无固定棚圈。内蒙古是牧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好的地区，目前已有约90%的牲畜有了棚圈设施，但棚圈整体质量差，其中永久棚圈约占48%，塑料棚圈和供暖棚仅占3.2%，无法保证牲畜顺利过冬和抵御气象灾害，如2000年冬季发生在内蒙古的一次特大雪灾致使3000万头牲畜冻死或被覆盖。此外，由于长期投入不足，作为定居和建设草料基地核心的水利建设，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从而影响了整个牧区建设和无水、缺水草场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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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牧区技术力量薄弱，也严重制约着牧区畜牧业的科技进步和科学养畜水平的提高。由于牧区科研技术设施和物质待遇较差，极大地影响了科技队伍的稳定，导致科技人才奇缺。2004年平均每1857头大牲畜和8605只羊才有一个乡镇畜牧站在职工作人员（农业部畜牧业司行业统计，2004）。而畜牧品种老化，优良品种率低，个体生产能力差也普遍存在。在肉牛生产方面，现在我国的肉牛出栏率仅为19.11%，低于世界20.11%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美国的36.7%、荷兰的49.15%、意大利的75.35%和日本的30.57%相比，差距更大。我国每头奶牛产奶平均只有1500千克，而美国等畜牧业发达国家每头奶牛产奶6000～7000千克，是我国平均产量的4～5倍。由于牲畜品种质量差，良种和改良种牲畜在畜群中的比例低，牲畜对饲草的转化率也低。英国放牧绵羊对饲草的转化率为3.8%～8.5%，美国放牧牛群对饲草的转化率为6.7%，而我国牧区牲畜对饲草的转化率仅为0.5%～1%。此外，由于缺乏科学放牧意识，导致牧区人工草地少，过于依赖天然草地。截至2001年，我国牧区人工草地面积加上草地改良、飞播、饲料作物、饲用灌木等合计174.5万公顷，占天然草地总面积的2.0%左右，而同期英国、法国、加拿大、美国分别是59%、32.6%、24%和9.5%。人工草地少，而且建设速度远远落后于草原退化速度，使草原畜牧业对天然草原的依赖过大，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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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原保护和建设的投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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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重要经验证明，草原畜牧业的建设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投入作保障。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起，政府通过法令采取了一系列草地建设措施，经过持续投入，有效地改善了草原生产经营状况。相比之下，我国草原保护和建设的投入不足。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对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北方草地累计投资达到47亿元，平均每公顷草地投资仅为0.3～0.45元。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每年投入建设草原的资金平均每公顷也只有0.75元。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央为推动草原保护和建设，投入较多资金进行草原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02年，全国牧区及半牧区累计人工种草保留面积385.1万公顷，改良草地保留面积861.6万公顷，两者合计仅占草原总面积的3%。尽管这一时期是我国草原建设投资最多的时期，但与畜牧业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投资仍然明显不足。如美国投资建设的人工草地占天然草地的15%，俄罗斯的人工草地所占比例在10%以上，荷兰、丹麦、英国、德国、新西兰等畜牧业发达国家人工草地面积占天然草地面积的60%～70%。据测算，我国牧区需建2000万～3500万公顷的人工草地，才能缓解草原长期处于超负荷的严重“透支”压力。由此可见，草原保护和建设投资的缺口依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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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原保护制度还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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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的266个牧区、半农半牧区县中，目前仍有近50个没有建立草原监理机构。各地草原监理机构的名称不统一，草原监理的管理部门也不尽相同，有些属于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有些属于畜牧兽医站管理，有些归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也有些归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两个部门共同管理。由于名称和管理部门不一致，群众缺乏认同感，影响草原监理执法的权威性。此外，草原监理队伍人员缺乏、素质参差不齐。平均每6公顷草原才有1名草原监理人员，全国县级以上草原监理人员大学本科以上的只占17.8%，其中草原相关专业毕业的只有4%。加上目前执法条件差，基础设施极不完善，难以适应草原保护工作的需要，以致非法开垦、乱采滥挖、随意改变草原的用途、任意减免占用草原应当依法交纳的草原植被恢复费和补偿费等严重破坏草原的违法活动屡禁不止，不仅严重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制约了草原畜牧业的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到草原牧区的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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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后环节薄弱，产业化经营发育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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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我国草原牧区现在绝大部分是在进行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转化率低，加工品种少，大部分流通增值效益流失。目前，中国畜禽肉产品的加工转化率仅有3%～4%，而发达国家畜禽肉转化为制品的比例一般为30%～40%，有的国家甚至高达70%；我国加工的肉制品只有七大类500多种，而发达国家的肉制品种类繁多，如德国和法国都有1500多种。中国肉制品加工行业虽然已出现一些现代化的大型企业，但传统的个体作坊经营方式还占很大比重，并且多数企业还是初级加工为主，产品附加值低，保鲜期和货架期短，市场适应能力差。加上受管理、信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大多数加工企业效益低，有的亏本经营，有的濒临倒闭。产业链衔接不紧密，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农（牧）户”产业化机制还没有发育，产业化经营的中介组织几乎处于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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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典型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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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理论：草原生态畜牧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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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析是对研究对象进行有目的、有步骤的探索和研究过程，它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工具，确定一个系统所应具备的功能和相应的环境条件，以确定实现系统目标的最佳方案。系统分析中通常将系统分解为若干子系统，将子系统再分解为若干次级子系统，逐级向下。当子系统（n级子系统中）出现功能散失时，其子系统将引起上一级子系统（父辈系统）的塌陷，其上一级子系统又引起再上一级子系统（祖父辈系统）的塌陷，这样逐级向上，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结构塌陷，从而使系统功能减弱或者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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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水—草—畜系统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主要元素有：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草地结构及生产能力、畜群规模与结构等，其具有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基本功能。如果水资源系统或草地系统成为障碍因子，必会导致资源系统的塌陷，资源系统成为障碍因子就会损害生态系统，从而导致草原畜牧业系统的塌陷。我国草原牧区多处于土地沙漠化集中分布和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地区，随着载畜量的增加，天然草地资源已被超限度利用，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因此，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将突破水资源和草地资源的限制，从而既充分地吸收、利用、转换输入的物质与能量，获得高产优质的草畜产品，又促进生态环境的恢复，并获得最佳经济效益，整个系统处于正向（优化）发展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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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原生态畜牧业的结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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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草原畜牧业资源子系统是草原生态畜牧业系统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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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畜牧业的生产活动受光、热、气、水、土壤等各种资源的影响，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我国大部分牧区水资源有限，天然草场的质量不高，如果不合理利用这些有限的资源会造成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进而影响到人类生活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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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草原畜牧业经济子系统是草原生态畜牧业系统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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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能获得经济收益的畜牧业才能良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因为这种经济收益的成果是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根本手段和物质基础。草原畜牧业经济子系统涉及畜牧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全过程，涉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涉及有关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创新和推广应用。草原生态畜牧业在经济上可以实现自我维持和自我保护，能够在保障当代人福利增加的同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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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草原畜牧业社会子系统的质量是草原生态畜牧业各子系统实现协调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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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畜牧业生产活动中各种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如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素质，畜牧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经营规模，有关畜牧业的各种法规、制度等。所有这些都受整个社会系统的影响，并直接影响草原畜牧业系统功能的好坏。合理的政治体制、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历史文化沉积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会促进草原生态畜牧业的长足发展。同时，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会促进草原畜牧业社会子系统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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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草原畜牧业技术子系统对草原生态畜牧业系统起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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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畜牧业各个部门之间及其内部各项畜牧业技术的有机组合、配套，以及技术各个环节，即技术创新、技术推广、技术应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形成有机组合，可以改善结构并增强整个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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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草原畜牧业生产子系统是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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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畜牧业生产子系统要全面处理好涉及生产的各方面问题，实现外部环境资源减量化投入，资源循环利用，废弃物污染物的趋零排放，使整个草原畜牧业系统持续协调稳定地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畜产品的持续增加，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畜产品数量和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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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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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季节轮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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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季节轮牧模式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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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轮牧模式的基本内涵是指“将草地划分成若干轮牧小区，按照一定次序逐区采食、轮回利用，对于暖季草场，依据其牧草营养价值丰富、产量高和幼畜生长快、饲料报酬高的优势，控制存栏，扩大母畜比例，实行羔羊当年出栏；对于冷季草地，改善草地状况，确定载畜存栏数量，提高家畜生产，防止草地退化，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图7-2）。相对于粗放的连续放牧的传统经营方式，季节轮牧模式通过制定合理的放牧制度，充分利用牧草的生物学特性，降低家畜的选择性采食行为与践踏对草地的干扰强度，协调草地植物群落的生态学特性，以达到整个草地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最终实现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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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2 Seasonally rotational graz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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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季节轮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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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利于减少草场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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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放牧条件下，家畜在整个放牧区内自由采食，受选择性采食行为的驱使，家畜总是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寻找适口性好的植物，这种持续的践踏作用严重影响到草群的生长活力。在季节轮牧中，一定数量的家畜只能在规定的日期内采食，对牧草的选择机会大大减少，草地利用更加均匀，一般可提高采食率20%～30%，剩余草量不超过12%～15%。在同等水平上，季节轮牧比自由放牧多容纳30%的牲畜，牲畜生产力提高5%～10%。如自由放牧时每头奶牛需草地1.3公顷以上，季节轮牧时为1.1公顷以上，从而有利于提高草场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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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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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草原畜牧业发展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资源时空配置不均，表现为各牧场季节性载畜能力不同、不同地区之间牧场分布不同、牧场产草量年度之间不平衡等。实施季节轮牧，能够变被动为主动，以大农业的系统观去审视和优化草地资源配置，根据草地生长速率和牲畜生长规律，确定最佳配置结构。为推行季节轮牧，各地区都确定了载畜量上限，例如新疆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了全疆及各地州季节牧场载畜能力（表7-1）。据周立等研究发现，经济效益最大的轮牧草场放牧强度的最佳配置是夏、秋草场为3.53只/公顷，冬春草场为3.26只/公顷；而夏秋和冬春牧场的面积为1∶1.6。与此同时，把草场划分为条件和面积相近的3～8个小区，根据草地类型和牧草生长状况严格控制放牧频率、放牧时间及始牧期和终牧期，均匀利用草场植被，可以给草地一个休养生息的恢复时期，畜群转移时间可以根据草场利用率来确定，一般控制在65%以下，利于牧草的再生和繁衍，使草场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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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1 The stock-carrying capacity of Xinjiang seasonal pa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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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利于提高畜产品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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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游牧方式下，各季节牧场相距很远，往返距离大都达到300～600千米，最远的可达1000千米。在转场过程中，因为沿途多是干旱缺水的荒漠，植被稀疏，饮水困难，使途中的畜群经常遭受风雪和寒流侵袭，容易导致牲畜大面积死亡，特别是瘦弱、体质差的过冬牲畜，死亡率更高，再加上掉膘因素，则损失更大。一般每只大牲畜到春天转场前平均掉膘达到10千克，相当于体重的1/4。而季节轮牧使牲畜多采食，少走路，降低了能耗，增加了饲料的生产效益。轮牧畜群的体况、膘情比较均匀，便于集中发情、集中配种及后代的集中饲养管理。此外，划区轮牧范围较小，便于集中建设管理，如灌溉、施肥、补播等，同时减轻了牧工的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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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有利于防止家畜寄生虫病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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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是许多寄生虫的寄主，在舍饲情况下，寄生虫的幼虫随牲畜采食进入体内，使家畜染病，危害家畜健康，尤其对幼畜危害更大。季节轮牧，牲畜经常转移，减少了蠕虫生存和传播几率，降低了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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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季节轮牧模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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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季节牧场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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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水源、草地生产力、草地覆盖度、草地超载水平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休牧和轮牧技术标准（表7-2）。依据这一标准，将超过标准的牧场列为禁牧区，其他牧区有选择地进行休牧和轮牧。在这一基础上，可以根据地形、地势、植被、水源等条件，将放牧地划分成两季（冷季、暖季）、三季（夏场、春秋场、冬场等）或四季牧场，然后在季节牧场内再进行轮牧分区。划分季节牧场的主要依据是地形和地势。山地草地地形条件变化很大，气候差异较大，植被的垂直分布也十分明显，季节牧场基本上是按海拔高度划分。每年从春季开始，随气温上升逐渐由平地向高山转移，到秋季又随气温下降由高山转向山麓和平滩。地势比较平坦的地区，夏秋牧场可划分在凉爽的岗地、台地，冬春牧场安排在温暖、避风的洼地、谷地和低地。此外，植被特点也是划分季节牧场的一个重要依据。在荒漠、半荒漠地区，有些短命与类短命植物，在春季萌发较早，并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其生命周期，以这类植物为主的牧场早春利用是最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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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2 Criterion of set-aside and rotational gra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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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2 Criterion of set-aside and rotational grazing（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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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轮牧小区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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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牧分区（小区）数目与轮牧周期、放牧频率（放牧次数）、放牧季的长短及在每个小区中放牧的天数等有关。一般而言，不同草地类型轮牧周期的平均时间为：草甸草原40天左右、典型草原50天、荒漠草原50～75天。不同类型草地放牧频率设计参数为：草甸草原4次，典型草原3次，荒漠草原2～3次。草甸草原小区最多放牧天数为5～7天，典型草原5～8天，荒漠草原6～10天。放牧周期的长短与牧草再生速度、水热条件等有内在联系，一般第二次放牧可在第一次之后20～25天开始，而以后各次可在前次之后30～40天后开始。根据以上各种因素适当确定第一个放牧周期之后，就可以确定小区数目。在生产实践中，考虑到气候条件等的变化对牧草产量的影响，结合留有余地的原则，实际划分的小区数目，应比计算的数目有适当增加，以备调节、补充之用。同时，还要科学设计轮牧分区的布局和形状。从各小区到饮水点和畜圈，应该设定合适的距离，大体的标准是：牛：1.0～1.5千米，犊牛0.5～1.0千米，其他牛2.0～2.5千米，绵羊及山羊2.5～3.0千米，马群5.0～6.0千米。如以河流作为饮水水源，可将放牧地沿河流划分为若干小区，利用时自下而上，防止先放牧上游而使下游污染。轮牧分区的形状以长方形为最好，长与宽之比可为2︰1或3︰1，这既适于家畜放牧，也有利于放牧地的机械作业与管理。如果有林带、沟壕、渠道、河流、湖泊或山岭等自然界限时，可以充分利用，以节省围栏花费。如分区面积较大时，为减少围栏材料，也可设置为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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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生态牧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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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生态牧场模式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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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可持续发展观念，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我国部分牧区大胆探索，以转变传统畜牧业经营方式为核心，就如何推进生态型畜牧业发展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实践，科学地提出了既有利于实现畜牧业生产与草原生态建设的“双赢”，又有利于稳定增加牧民收入的家庭生态牧场建设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和具体含义可以表述为：以单个农户或联户为经营单位，以围封轮牧、草地改良改造、人工种草为手段，以恢复牧场植被、提高产草量为前提，以草畜平衡为基点，以半舍饲养畜和划区轮牧的形式把畜牧业的各项技术组装配套，实施科学养畜和建舍养畜，以发展牧区生产、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为目的的家庭生产经营模式和生态建设模式（金海，2006）（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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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3 Household ecological pastur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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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家庭生态牧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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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利于由自然放牧方式向集约经营转变 家庭生态牧场通过围封建设天然草场和人工种草，解决了饲草问题，通过天然草牧场轮牧与半舍饲相结合，解决了饲养问题。在提高了牲畜饲养的管理水平的同时，提高了牧民及时出栏、改良畜种、提质增效的意识，促进了畜牧业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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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为草牧场合理流转提供了可能“双权一制”和草畜平衡是家庭生态牧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证了草地有主、放牧有界、责权有规，变闲置草场的无偿占用为有偿使用。既保护了无畜户或少畜户的权益，也提高了养畜大户的节约意识。同时，“双权一制”和草畜平衡为草场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促进了牧民之间闲置草场的有偿转让，既解决了无畜户或少畜户草场闲置或被养畜大户无偿占有使用问题，又解决了养畜大户牲畜多但草场不足的问题，提高了草场资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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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利于稳定增加牧民收入 草业建设、畜种改良和舍饲补饲等一系列措施提高了牲畜的饲养管理水平。闲置草场出租转让、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少量牲畜寄养在大户畜群中等一系列措施提高了各种资源的生产率。通过上述若干方式，明显提高了草原畜牧业的经济效益，使广大的牧户增加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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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有利于转变广大牧民的思想观念 家庭生态牧场建设对改变畜牧业养殖户的传统养畜习惯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增加牧户养畜科技含量，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影响，最终有利于加快整个地区畜牧业生产向集约化、产业化方向发展的进程。更重要的是，通过家庭生态牧场建设，提高草原牧民的市场意识和生态意识，已认识到信息和环境对于畜牧业的重要性，建设家庭生态牧场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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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有利于实现畜牧业生产与草原生态建设的“双赢” 家庭生态牧场通过天然草场围封改造、人工种灌种草和禁牧等建设工作理顺了发展畜牧业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解决了过去草原畜牧业发展无法避免的草畜之间的矛盾，实现草畜平衡，在解决了牲畜饲草不足问题，推动草原畜牧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使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是一条“双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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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有利于监控草畜平衡，为畜牧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通过家庭生态牧场建设，对天然牧场进行了围封，把每户牧民的生产经营活动限定在自己分得的草场内，改变了过去一家一户的草畜平衡工作很难监控的状况。根据一家一户的草场使用情况和牲畜数量，按照草畜平衡原则确定下一年的草业建设内容和牲畜出栏数量，从而能够更好地实现以户为单位的草畜动态平衡，这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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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庭生态牧场模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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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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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双权一制”，全部草场进行围栏封育和生态治理。按草场的承载能力将草场划分为若干个小区，实行季节性划区轮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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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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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每头牛应有4平方米暖棚、每只羊应有0.7平方米暖棚的标准，建设标准化棚舍。根据各地的气候和经济状况，有选择地建设砖石结构玻璃钢采光面的高标准暖棚和简易暖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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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饲草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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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草种植的前提条件必须是现有饲草资源总量不能满足舍饲半舍饲需要。一般平均每头牛建人工草地4亩[1]、青贮田1亩；每只羊建人工草地0.6亩、青贮地0.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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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生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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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草畜平衡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大牲畜的比重、基础母畜比重和繁殖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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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饲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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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场严重退化沙化地实行全年禁牧舍饲，让草场休养生息、恢复植被。草场生产能力达到草畜平衡后可实行划区轮牧与季节性舍饲补饲相结合。一般退化的实行牧草返青季节禁牧、轮牧。可通过草原建设和人工种草等途径增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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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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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牧区有若干名进行科技培训和跟踪指导的专业畜牧技术人员，每个家庭生态牧场有一名牧民技术员，做好基本的饲养管理、疫病防治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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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机械设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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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态牧场在人工种草、收割牧草等方面要基本实现机械化，利用先进的设备发展现代化牧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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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居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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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牧民在镇区购置楼房，提高居住生活水平，为适应轮牧，需要购置一辆机械牵引式流动宿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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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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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完善的科技投入机制，加快科技创新和科技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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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草原畜牧业发展的一些方向性、实质性的变化，都是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所产生的结果。确保草原畜牧业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并不断强化这一有效措施，增加科技投入，加快科技创新和科技转化，将具有显著增产效果的关键技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使草原畜牧业科技贡献率在短期内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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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虽已形成政府投入为主、企业及其他事业单位积极参与的多元化投资渠道，并部分地解决了草原生态畜牧业科技发展面临的资金难题，但资金不足仍是制约当前草原生态畜牧业科技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尤其近年来政府对草原畜牧业科研投资强度的下降和较大的波动性，以及畜牧兽医站等基层技术推广机构经费的短缺，制约了草原畜牧业科技的快速发展。当前科技投入不足问题的解决必须同时依赖于投入结构的优化及投入总量的稳定增长。在投入结构上，虽然政府公共投入仍将是草原畜牧业科技投入的主渠道，但需要进一步调整投向和中央与地方的投资关系，逐步形成中央政府负责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基础教育及全国性重大技术推广投入，地方政府负责区域性技术开发、农民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及区域性重大技术推广投入的公共科技投入格局；要积极引导、鼓励企业、农民组织及其他社会团体投资私人产品、混合产品类草原畜牧业技术的研发、推广，放宽和消除非政府部门在投资领域方面的限制，促使非政府部门成为草原畜牧业科技投入的重要力量。在投入总量上，各级政府应确保草原畜牧业科技投入稳定增长，将草原畜牧业科技支出占农业科技支出的比例维持在合理水平，还可按一定比例从畜产品销售额中征收科技发展基金，以增加草原畜牧业科技投入；通过调整税收、信贷政策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鼓励企业、农民组织等非政府部门加大草原畜牧业技术投入。长期而言，必须改变过多依赖政府公共科技投入的局面，逐步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导向、企业与农牧民组织投入为主体、信贷资金及其他社会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草原畜牧业科技投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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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逐步实现草原畜牧业生产结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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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进牲畜品种结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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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品种结构合理化应当满足两方面的条件：一是能够发挥良种化的生理优势；二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因此，牲畜品种结构合理化首先是牲畜的品种质量问题，应以实行牲畜“良种工程”为突破口，坚持良种繁育推广设施建设与引种、制种、保种并举。在设施建设上，重点配套建设一批国家级与省级种畜场。在引种方面，重点引进良种肉牛、细毛羊、良种肉羊。在制种方面，培育提高地方品种的种质。在保种方面，保护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种资源和优质基因库。要大力推广人工授精、品种杂交、畜种改良等良种技术，提高牲畜生产性能。从适应畜产品市场需求的角度上，目前肉牛生产应进一步加强品种的引进和改良，并改善屠宰加工工艺，制定严格的肉牛分级标准，以促进中国牛肉打入国际市场；羊毛生产应大力发展细羊毛特别是优质的细羊毛生产；全面推行机械剪毛，分级整理、机械打包、客观检验等规范化管理模式，确保羊毛质量，增加市场竞争力；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对鲜奶及奶制品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因此，要加快奶业发展，增加奶牛的存栏头数，增加良种和改良种奶牛比例，大力发展乳品加工业，引进国外先进的加工技术和设备，提高产品品质，增强产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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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快畜群周转，充分提高出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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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出栏结构实际上是出栏率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加速畜群周转速度和充分提高出栏率，是提高现有草场和畜群产出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从再生产的角度看，提高出栏率应当属于畜牧业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范畴。在草场质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出栏率，实现草原畜牧业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其前景十分广阔。要通过教育引导牧民的市场观念，改变传统的以牲畜数量显示富裕程度的财富观，逐步建立一个有利于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提高的良好认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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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断调整和优化畜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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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畜群再生产结构不合理的重要表现是基础母畜比重偏低。这是导致我国牧区畜群再生产能力弱、防灾抗灾能力差、灾后恢复能力小的主要原因。因此，调整和优化并进一步改善畜群再生产结构，使之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必须解决基础母畜比例偏低的问题。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上，应当根据不同牧区的实际情况和牲畜品种结构合理化的要求，适当发展基础母畜，使畜群结构有利于扩大再生产，并向致力于提高牲畜出栏率和畜产品商品率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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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动物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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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分散和交通相对不便的状况，使得一旦草原牧区暴发疫情，则控制和扑灭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动物保护工程具有特殊意义。为此，必须加大动物疫病防治力度，加大建立与国际接轨、符合国际要求的疾病防治制度和工作保障体系，消灭或控制国际贸易中明确加以限制的动物疫病，保证肉类有可靠的兽医卫生质量。牧区各地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和“因病设防、突出重点、科学免疫、综合防治、分级负责、协同作战、规范管理、讲求效益、单病消灭”的原则，抓好动物疫病预防体系、动物保护监督体系、技术支持和物资保障体系、重大动物疫病控制体系等四大体系建设，控制畜禽发病，降低死亡率，提高对动物疫病监测、预防、控制、扑灭的综合能力和对外来动物疫病的快速反应能力。近期应突出加强县乡两级冷链体系、兽医诊断室、疫情测报站建设，建立边境检疫消毒站，建立区域中心兽药监管所，增加防疫技术储备，改善疫病防治手段，为畜产品直接出口创造条件。要推广药浴、驱虫、防疫、灭病等技术，减少牲畜死亡。重点做好牲畜产地检疫、屠宰检疫以及人畜共患疫病的防治工作，加强兽医卫生，规范种畜、兽药、饲料生产经营以及质量监督管理工作，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维护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保障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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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力发展畜产品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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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要重点增强畜产品加工能力，提高加工深度，增加加工品在畜产品消费中的比重，尽快改变畜产品加工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大力开发分割肉、冷鲜肉、小包装及快餐食品，促使肉类上市产品多样化。提高产品加工质量，增加种类，拉开档次，适应和满足国内不同层次消费者对动物食品的需求。加快乳品加工业的结构调整，改进加工工艺，增加液态奶的生产；与此同时，支持加工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引进，增加产品中的科技含量，促进企业提高质量，争创名牌。对畜产品保鲜、加工、储运等环节中的关键技术，组织联合攻关，不断提高畜产品加工业的科技水平；加强对畜禽内脏、血、皮、骨、筋的综合利用和深度加工，提高畜产品加工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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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快推动畜牧业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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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的经营方式，畜牧业产业化是牧区深化改革的必然趋势，它集中体现了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方向，是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推动畜牧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畜牧业产业化的实质就是通过以农牧民组织体系为载体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分散的养殖单位与市场有效地连接起来，以市场为主导，搞好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衔接，形成市场—中介组织—农牧户相结合的产业体系，从而实现最大的效益。发展畜牧业产业化，必须致力于五个方面的工作：①积极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并重点给予扶持。②发挥基地作用，提高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引导广大农牧户逐步走向规模化生产，以建立商品生产基地。③发展畜产品加工业，提高附加值。④积极培育和开拓市场，加快专业化市场建设，搞活畜产品流通。⑤大力培育各种民营运销组织、运销大户，发挥他们在开拓市场，搞活畜产品流通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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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合理地利用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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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掌握草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物质循环、能量流程、天然草地生产能力以及放牧、刈割强度对草地生态演替的作用等原理的基础上，规定适宜的载畜量、利用率和放牧、刈割时期，正确规划草地，实行划区轮牧和割草地轮刈制，因势利导，使草原始终处于良好的繁衍再生状态。科学合理地利用草地必须重视草地改良、建立人工草地和饲料基地。推广草场围栏封育、补播、灌水、施肥、灭鼠、清除杂草毒草等技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草能力和牲畜承载量；要注重添加豆科牧草、补饲配合饲料等技术的应用，提高牲畜单产水平，缩短饲养周期。实行草畜平衡制度和草原轮牧制度，推行休牧和划区轮牧制度，发展舍饲养畜和易地育肥，促进草场科学利用和农牧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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