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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论
农业生态问题及其综合治理对策
一、我国农业生态现状与基本评价
（一）治理初见成效
1.生态农业工程
生态农业是一类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设计、组装、调整和管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系统工程体系。它是在吸收传统农业 精华和现代高新技术的基础上，巧妙利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空间差距和时间差，把发展粮食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发展大田种植与林、牧、渔业，发展大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结合起来，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生态农业工程，经过20多年的努力，已基本形成了国家、省、县三级生态农业管理和推广体系，初步建立起生态农业的理论体系，颁布了全国生态农业建设技术规范，生态农业建设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李文华，2003）。生态农业建设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同时，农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森林覆盖率普遍提高，水土流失得到初步控制。
近年来，生态农业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与循环经济理念相结合，逐步开始建立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特征的生态型循环农业生产体系。即以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经济活动的反馈式流程，以减少废物优先为行为准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达到污染低排放或零排放的一种农业生产体系。
此较典型的例子是，在北方地区，逐步完善并大力推广以地膜覆盖为重要内容的“旱作农业和塑料大棚+养猪+厕所+沼气”四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式，将沼气池、猪舍、蔬菜栽培组装在日光温室中，种植养殖并举，建立起生物种群多、食物链结构长、循环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在南方地区，逐步完善“饲—猪—沼—果”模式，以发展饲料生产为基础，以养殖业为龙头，以沼气建设为中心，带动粮食、甘蔗、烟叶、果业、渔业等产业，广泛开展农业生物综合利用，利用人畜粪便入池产生的沼气做燃料和照明，利用沼渣和沼液种果、养鱼、喂猪、种菜，多层次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
2.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1998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天保工程）在我国重点国有林区试点。2000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和《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工程规划期2000—2010年。
天保工程区涉及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34个县和167个森工局（场）。截至2006年，中央已累计投入737.4亿元，其中中央基本建设（国债）投入156.2亿元、中央财政投入581.2亿元。天保工程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森林资源恢复，推动了林区改革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生态效益主要表现在：
一是森林资源过度消耗得到有效遏制，进入稳定恢复增长期。根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工程实施以来，累计减少森林蓄积消耗量4.26亿米3，森林蓄积净增4.6亿米3，占全国森林蓄积增长量的43%以上。
二是工程区生态状况步入恢复好转期，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2003年全国水土保持监测公报》表明，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量下降为多年平均流失量的50%左右，三峡库区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23.9%，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量低于多年平均流失量的30%。一些地方过去干涸的水源和泉眼开始出现水流，一些几乎灭绝的物种得到了恢复，大熊猫、金丝猴、东北虎等珍稀野生动物种群增加，主要栖息地生存环境得到改善。
此外，天保工程的实施，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林区经济开始走出困境，产业结构步入复苏调整期；富余职工得到妥善分流安置，林区就业呈现多元化；森工企业改革不断深入，林区发展活力逐步增强。
3.退耕还林工程
1999年开始试点，2002年正式实施。工程范围包括长江上游地区、黄河上中游地区、京津风沙源区以及重要湖库集水区、红水河流域、黑河流域、塔里木河流域等地区的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1897个县（市、区、旗）。1999—2006年，中央累计投入1304亿元，安排退耕地造林926.7万公顷、荒山荒地造林1366.7万公顷、封山育林133.3万公顷。
退耕还林使工程区水土流失大幅度下降，风沙危害明显减轻，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2个多百分点，生态效益十分显著。据四川省水利部门3个水文站监测，与1998年相比，2004年长江一级支流年输沙量大幅度下降，其中岷江夹江站减少38.6%，嘉陵江亭子口站减少94%，涪江射洪站减少95.6%。土地沙化十分严重的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覆盖率由退耕还林前的13.8%提高到目前的17.7%，全区生态状况实现了由“局部治理、整体恶化”向“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重大转变。
退耕还林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提供了良好机遇，促进了农林牧各业的协调发展。四川雅安、贵州遵义、陕西延安、甘肃定西、宁夏固原、内蒙古乌兰察布等生态恶劣、经济贫困的地区，实现了耕地减少、粮食增产、农业增效，逐步走上了“粮下川、林上山、羊进圈”的良性发展道路。延安市在退耕32.8万公顷后，新发展经济林果14.1万公顷，全市粮食总产从以前正常年份的60万吨左右提高到2005年的75万吨。
退耕还林使农民收入普遍增加，部分地区贫困状况开始改变。特别是在一些气候条件较好的地区，退耕后发展的经济林、用材林、竹林、药材等生态经济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例如，甘肃省陇南市依托退耕还林工程，新建花椒、核桃、油橄榄等特色林果基地5.3万公顷，成为当地的一大经济支柱，2005年全市农民人均林果业收入达到236元，比退耕前增长59%，近20万户、80多万农民靠林果业实现了脱贫致富。
4.退牧还草工程
“退牧还草”工程于2003年启动，实质上是国家通过一定的经济补偿，向农牧民购买草地、土地的部分使用权。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譬如，内蒙古自治区实施“退牧还草”工程的具体措施主要有：禁牧、休牧，围栏草场，舍饲、圈养，进行饲草料种植，生态移民，发展奶牛业等。
退牧还草工程的实施，有效改善了草原生态条件，遏制了草原退化趋势，使草原植被逐步恢复。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工程区为例，2003年实施退牧还草工程，禁牧休牧两年后，草原植被平均覆盖率增长21%，平均高度增长34.8%，草原地上生物量平均提高了35.6%。另外，该工程还推动了牧民安居和生态移民工作，带动了牧民增收和促进牧区生产方式的转变。
5.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2000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开始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其目的是通过植被保护、植树种草、退耕还林、小流域治理、生态移民等措施，改善生态环境，保障首都生态安全。2002年3月，工程全面启动。工程建设范围西起内蒙古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东至河北的平泉县，南起山西的代县，北至内蒙古的东乌珠穆沁旗，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5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5个县（旗、市、区）。
“十五”期间已完成退耕还林211.3万公顷，其中退耕106.7万公顷，荒山荒地荒沙造林104.6万公顷；营造林323.3万公顷；草地治理600.8万公顷，其中禁牧354.1万公顷，建水源工程30548处，节水灌溉19912处，完成小流域综合治理10485公里2；生态移民8万人。
通过5年的努力，工程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工程区生态状况有了明显好转，林草植被覆盖度大幅增加。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和山西省工程区森林覆盖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京津地区防护林体系已基本形成，沙化程度明显减轻。据监测，京津工程区在5年间，流动沙地减少3.9万公顷，半固定沙地减少11.6万公顷，固定沙地增加79.3万公顷，地表起沙得到有效遏制。据测算，与工程启动之初的2000年相比，工程区空气含沙量平均减少15.8%；风沙天气平均减少17天。
此外，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实施，还有效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实现了从游牧放养到舍饲圈养、从毁林开荒到植树种草、从广种薄收到精耕细作的根本转变。农村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促进了一、二、三产业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发展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林果种植、生态旅游、养殖、加工等产业建设项目，增加了农民收入。
6.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
为从根本上有效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2001年底，国家启动了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建设内容不仅包括15个优先保护拯救物种，而且涵盖了种源（繁育）基地建设、资源监测体系建设、环志网络建设、种质基因保护中心建设等各个方面。工程实施使部分濒危物种人工种群数量显著增长，初步摆脱了灭绝的危险，逐步开始回归自然。
截至2006年底，全国林业系统已建立了各类自然保护区2395个，总面积1.5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5.16%，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65个，总面积0.9亿公顷。初步形成了布局较为合理、类型较为齐全、功能较为完备的自然保护区网络。这些自然保护区保护着各地的森林生态、湿地、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繁殖地、古树名木、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等。同时，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和执法体系，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研监测支撑体系，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的形成，树立了重视生态保护的良好国际形象，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7.小流域综合治理与水土保持
以小流域为单元，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农林牧渔各业用地，布置各种水土保持措施，使之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形成综合的防治体系。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有利于集中力量按照各小流域的特点逐步实施，由点到面，推动整个水土流失地区水土保持工作，使水土保持工作的综合性得以充分体现。实践证明，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集中、连续的治理，是治理水土流失的一条成功经验。
过去的小流域治理旨在减少大江大河的泥沙量，主要措施是植树种草和挖鱼鳞坑，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小流域治理是以提高农户收入为目标，其主要措施是修梯田和培育经济林，即把减少土地表层沃土的流失量，作为提高收入的手段，这是小流域治理能够加快速度、提高效果的主要原因。此外，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户包小流域的治理形式，将搭便车的可能性降到较低程度，对于加快小流域治理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中国现有水土保持设施的年保水能力为180亿米3，年减少土壤侵蚀量11亿多吨，有效地缓解了进入江河的泥沙量。
8.防护林体系建设
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于1978年启动，至今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按照总体规划，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范围包括西北、华北、东北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51个县级行政区，总面积406.9万公里2，占国土面积的42.4%。从1978年开始到2050年结束，历时73年时间，分3个阶段、8期工程进行建设。
通过第一阶段的建设，缓解了我国生态状况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步伐。三北防护林工程取得的成就，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1987年以来，先后有三北防护林建设局、新疆和田等十几个单位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全球500佳”称号。
2001年11月26日，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正式启动。四期工程建设范围调整为三北地区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90个县级行政区（后来又增加4个），总面积405.39万公里2，占国土总面积的42.2%。规划从2001—2010年，在有效保护好工程区内现有2787万公顷森林资源的基础上，完成造林950万公顷，建成一批比较完备的区域性防护林体系，初步遏制三北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为建设山川秀美的三北地区打下坚实的基础。
9.区域生态建设
区域生态建设要求在区域生态特征及资源、生态环境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本区域生态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实施生态设计、生态建设工程，建立协调、稳定运行的良性生态系统。
自20世纪80年以来，我国经过生态农业县和生态示范区的建设，区域生态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如山西省经过20多年艰苦不懈的努力，全省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林草植被覆盖率由1983年的7.2%提高到2003年的19.9%，强度以上土壤侵蚀面积由4.6万公里2减少到2.7万公里2。全省新增水土流失治理保存面积1.86万公里2，累计治理水土流失保存面积达到4.75万公里2，治理度达44%。2003年减少土壤流失1.11亿吨，比1983年降低24%，其中减少入黄泥沙0.9亿吨，不仅有效改善了该省的生态环境条件，而且也为黄河、海河下游治理做出了贡献。
1999年，海南开始了建设生态省的行动。之后，以生态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为载体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蓬勃开展起来。迄今为止，已有海南、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福建、河北、四川、广西、天津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被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正式批准为生态省试点，其他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在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与此同时，各地还开展了各种水平上的区域生态建设，产生了良好的效益。例如，安徽省“百镇千村万户”生态示范工程等成功经验在全省范围内普遍推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00年以来，海南省在推进生态省建设过程中，开展了以“优化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为主题的文明生态村创建活动，到2006年6月全省已建成文明生态村5300个。
（二）问题依然严峻
1.主要的农业生态问题
（1）农业生态结构与功能失调，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生态安全难以保障。
特别是生态脆弱区生态经济恶性循环、经济发达区环境压力与经济冲击过大、粮食主产区生态资源掠夺与比较效益低下等问题突出。
（2）生态系统退化严重，服务功能下降。
特别是由于对草原生态安全屏障作用认识不足，生态建设投入不够，超载过牧严重，全国90%以上的草地有不同程度的退化，据卫星遥感调查统计，全国可利用草原以每年2%的速度加速退化，不仅制约了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成为荒漠化发生的潜在地区（任继周，2004）。
尽管森林的面积和蓄积量有较大增长，但林分质量及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并没有太大改善，一些地区还呈下降趋势。森林生态系统退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特别在幼林增加、成林缩减、天然林遭破坏、林业用地减少、林地生产力下降、森林结构劣化和生态功能削弱等方面尤其突出（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组，2002）。
湿地是我国重要生态系统类型之一，向人类提供了多种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但受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湿地的大面积丧失和生态功能的退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因开垦与围垦导致天然湿地的大面积丧失，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与污染导致湿地的萎缩和退化，泥沙淤积导致湿地水调节功能的削弱与丧失，湿地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与破坏，生物入侵导致湿地退化（刘兴土，2005）。
（3）水土流失依然严重，是我国头号生态问题，直接危及农业生态安全。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已成为主要的生态问题。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公里2，占国土面积的37%，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吨（王礼先、朱金兆，2005）。造成流域性、多方面、长期性的危害。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导致土地退化，大量泥沙下泄，还淤塞江河湖库，导致河流生态退化，加剧沙尘暴危害，恶化当地生产生活条件，对下游地区造成极大危害，这种危害往往是流域性的、多方面的、长远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严重危及农业生态安全，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4）尽管沙漠化整体扩展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但局部地区仍在发展，问题依然十分严峻。
中国是土地沙漠化十分严重的国家，沙漠化是中国最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263.62万公里2，占国土总面积的27.46%。全国沙化土地面积173.97万公里2，占国土总面积的18.12%（卢琦，2000）（表0-1）。具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面积为31.86万公里2，占国土总面积的3.32%。尽管沙漠化整体扩展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但局部地区仍在发展，问题依然十分严峻。沙漠化不仅造成可利用土地资源锐减、土地质量下降，而且也对交通运输、水利设施和工矿企业建设造成严重危害和巨大经济损失。
表0-1 全国沙化土地面积统计
（5）外来生物入侵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新的重要限制因素。
我国已成为外来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农业部统计显示，目前入侵我国的外来生物已达400余种。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外来生物中我国已有50余种，近10年新入侵我国的外来生物至少20余种，平均每年增加2种。16种外来物种在我国形成严重危害，每年入侵林地面积已达150万公顷，入侵农田面积超过140万公顷，由于外来生物入侵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有1000亿元（李振宇等，2002）。外来生物入侵的影响是巨大的，外来生物入侵的种类几乎包括所有的生物类群，使成百上千的本地物种陷入灭绝的境地。
（6）品种单一化与生物多样性退化。
世界各地在长期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选择和培育形成了许多高产品种，几乎完全取代了与野生亲缘种共存的地方品种，造成农业景观千篇一律，品种单调，虽然在短期内产量明显增加，一旦条件不能满足就走向退化，加上与本地品种及其野生亲缘种缺乏基因流动，它们的遗传特性愈趋一致，这就很容易受到流行性病虫害的侵袭。这种完全依靠昂贵的生产资料又不能持久高产和安全生产的经营方式，严重危害生物多样性。品种单一化与生物多样性的退化，不仅增加了病虫害侵袭的风险，而且也影响到特色农业的发展。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1121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我国有190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农业耕作制度本身，包括农林牧渔业和混林农业或混农林业等，具有自己独特的生物多样性特点，它们是整个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不同区域的农业生态问题
（1）生态脆弱地区。
该区域主要涉及原生生态环境问题，包括旱涝盐碱、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生态环境退化的问题。由于该地区本身自然条件的脆弱，加之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草地开垦、过度放牧及坡地开垦等长期不合理的资源利用，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李佩成等，2002）。同时，恶劣的生态环境与农村贫困交织在一起，不少地区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中。
（2）生态资源优势区。
该类地区现在正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潮流中迅速崛起，多以旅游业或者轻工业为主要发展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指导，发展规律严重地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许多生态资源优势区为了营造旅游的氛围不惜开山建设，破坏了当地几千年进化来的原生态，造成水土流失等新现象。同时，由于种植业在该类地区的迅速发展，农药的滥用、栖息地的减少和人们的肆意捕杀，一些珍贵的野生动物迅速减少，甚至连麻雀也一度难觅踪迹。目前，该类地区如何协调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态的良好保护是面临的主要问题。
（3）农业主产区。
该类地区正沿着西方发达国家常规农业的老路发展着，造成在作物品种单一和品质低劣的农业生产状况下的高投入、低效率、重污染的被动局面，农业生产环境明显恶化，表现为农药、化肥施用量过高，水资源用量过大，水、土、气等农业环境质量状况变差，土壤综合肥力状况下降。
首先是氮肥过量施用与污染严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化肥使用量一直在持续上升，至2002年，氮肥使用量占全世界氮肥使用量的近30%。过量施氮肥，在我国东部粮食主产区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集约化种植体系，对环境污染的压力日趋严重。农田不合理施肥造成土壤硝态氮淋溶而引起地下水污染已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欧美发达国家地下水硝态氮超标率大多在3%～15%，而我国该类粮食主产区内甚至超过50%。第二，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当，许多过去的粮食主产区出现盐渍化问题。第三，由于部分粮食主产区受气候条件限制，为了获得持续的高产，不得不大量开采地下水进行灌溉。尤其是华北平原粮食主产区地下水下降更为迅速，不仅影响到该地区的饮水安全，而且还造成该地区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目前，该地区的发展应以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为目标，以产业转移替代升级，建立生态农业技术体系，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力度，逐步实现农村经济的综合化、生态化和高效性。
（4）沿海和城郊经济发达区。
该类地区随着经济迅猛发展和城镇化的加快，工业“三废”对农业环境的污染正在由局部向整体蔓延。约有15%的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给土壤和水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在华北平原，昔日清澈的地表水，如今多已变成臭水沟。例如，在山东的小清河流域内，85%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工矿企业排放的污染物中，存在着危害性的重金属等污染物。在全国工农业产值百强县的山东桓台县一份调查显示，2000—2006年，农民患各种疾病的几率上升了6.1%，而相应的治疗开支增加了18.9%。此外，由于河流污染物排入海洋，使得入海口水产业蒙受巨大损失。此外，由于海水富营养化而导致赤潮发生频繁，造成的损失也逐年上升。如果不尽早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会严重污染农业生态环境，而且会制约工业和城市本身的发展，并延缓农村工业化的进程。
（三）潜在威胁堪忧
1.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使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耕地减少、旱涝灾害加剧和病虫害增多，蚊子等许多携带病虫害的物种大大扩大生态范围。
全球变化将影响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据预测，未来50～80年全国平均温度将升高2～3℃，并将导致3个突出问题：第一，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产量波动大。据估算，到2030年，我国种植业产量在总体上因全球变暖可能会减少5%～10%。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1世纪后半期，中国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最多可下降37%（林而达，2001）。第二，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动。到2050年，气候变暖将使三熟制的北界北移500公里，从长江流域移至黄河流域。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化趋势，使半干旱地区潜在荒漠化趋势增大，草原界限可能扩大，高山草地面积减少，草原承载力和载畜量的分布格局会发生较大变化。第三，农业生产条件将改变，农业成本和投资大幅度增加。由于气候变暖，使农业需水量加大，供水的地区差异也会加大，为适应生产条件的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根据气候模拟分析，未来的气候变化将会给黄淮海平原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影响，主要以负面影响为主。
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加剧，生态环境改善趋缓。尽管气候变化后的中国森林初级生产力的地理分布格局没有显著变化，森林生产力甚至还将增加1%～10%，但由于灾害的发生越来越频繁，强度越来越大，造成经济财产的损失越来越严重，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越来越深远（慈龙骏，1994）。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海岸区受灾机会加大，其中黄河、长江、珠江三角洲是最脆弱的地区，气候的变化使我国沿岸海平面到2030年可能上升0.01～0.16米，导致许多海岸区遭受洪水泛滥的机会增大，遭受风暴潮影响的程度加重，引起海岸滩涂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生态系统的破坏，造成海岸侵蚀、海水入侵、沿海土地盐渍化等；冰川随着气候变化而改变其规模，估计到2050年，青藏高原多年冻土空间分布格局将发生较大变化，大多数岛状冻土发生退化，季节融化深度增加。高山、高原湖泊中，少数依赖冰川融水补给的小湖，可能先因冰川融水增加而扩大，后因冰川缩小、融水减少而缩小，我国西部冰川面积将减少27.2%，未来50年我国西部地区冰川融水总量将处于增加状态，高峰预计出现在2030—2050年，年增长20%～30%（沈国舫、王礼先，2001）。
2.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范围内产业活动的转移，这种趋势的驱动力量是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新的消费市场的出现和通讯领域的技术发展，新的市场和竞争的新形势导致了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这些结构变化，可能对世界上所有区域的环境条件产生影响。
全球化将带来四个方面的效应。规模效应使全球化带来更多的产出；结构效应使全球化产生生产和消费活动的构成和地域上的转变；技术效应会促进不同的技术途径；产品效应会生产和消费不同的产品组合。这些效应对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规模效应）会导致更多的环境压力，例如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污染物向环境（空气、水和土壤）的排放；另一方面，结构变化和技术效应提供了增加材料和能源生产新的可能性。
3.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压力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但是城市化在让人类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在局地气候变化、土壤和水污染以及生物环境的改变。由于城市消耗了大量的燃料、改变了下垫面的组成和性质、增加了城市地表的非渗透性，使得城市的气温比周围农村高，形成了局地性城市热岛进而影响到区域气候。城市的快速发展导致了河道的严重侵蚀和沉积，影响了区域的水循环模式，改变了水圈的水文学特性，从而导致了区域性水供衰竭。此外，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严重地污染了土壤和水源。城市化严重破坏了生物环境，改变了生物环境的组成和结构，导致各种动物在城市中绝迹或减少，从而使生态系统失调。
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使我国工业体系能在短期内建成，但是另一方面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时，在工业高速增长中，传统工业仍占据绝对地位，这种低技术、低效益的工业企业必然是高消耗、高污染的，其生产方式是粗放经营的，给环境造成的压力是巨大的。工业结构的重型化，使得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迅速，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生态足迹也相应加大，对农业生态带来新的压力，给未来农业生态形势增添新的变数。应当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是建立在索取全球资源基础上的。据全球生态足迹网估计，如果在全球维持一个像美国社会这样的物质社会，将需要5个地球的资源，而维持一个像英国这样的社会也需要将近3个地球的资源。当今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旧式工业化道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不应当也不可能模仿一些发达国家以挥霍资源为特征的消费模式。
4.转基因技术等的不确定性
转基因利用现代生物技术，人为地将一种或几种生物具有特定功能的基因转移到另一种生物中，使后者出现本不具备的品质与特性。人类利用转基因技术，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改良生物的品种，使农作物同时具有高产、优质、抗病毒、抗虫、抗寒、抗旱、抗涝、耐盐碱和抗除草剂等多重优点，使畜禽的肉、毛皮、奶、蛋等的产量与质量大大提高。通过转基因技术，还可以创造具有特殊基因的生物，用以生产多种药物和疫苗。
转基因物种是人工制造出来的有机体，实质上属于外来种的性质，它们究竟对生物多样性、生境和人类健康有什么影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类转基因作物，除对害虫产生毒害使其死亡外，对许多其他有益生物也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致其死亡。转基因物种作为食品进入人体后，可能使人出现某些毒理作用和过敏反应。
转基因植物在直接作用靶标生物的同时，通过食物链等对非靶标生物产生影响，影响物种种类和丰富度。另外，转基因植物通过基因工程手段，可潜在提高其生存能力从而可能成为入侵性杂草，入侵其他植物的栖息地，导致种群暴发，破坏自然种群平衡，影响生物多样性，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生态后果（钱迎倩等，2001）。转基因植物可以通过影响生物物种多样性，进而影响遗传多样性。因为少数的转基因植物品种在短期内由于具有比常规品种更高的产量、更优良的产品品质以及更高的抗性而被普遍采用。常规品种和土著品种则因无人或很少人种植而逐渐灭绝，这就导致了大量遗传资源的丧失，进一步降低了植物遗传多样性。
二、我国农业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自然因素
我国自然环境先天不足，是生态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占国土面积52%的干旱、半干旱区，2/3的山地，200万公里2的青藏高原，90万公里2的岩溶地区，64万公里2的黄土高原等地区，自然条件脆弱，难以承受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快速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压力。
除了青藏高原及一些大的山脉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导致干旱之外，地形对荒漠化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地形起伏对水力侵蚀的影响（朱震达、刘恕，1989）。例如，在黄土高原北部、西辽河上游等地地形起伏，土壤疏松，降水集中且多为短历时、高强度，加之陡坡垦耕对植被的破坏，造成这些地区强烈的水土流失。另一方面，大范围极度干燥与局部地段低洼、排水不畅，降水稀少与强烈的蒸发，使得一些地区因不合理灌溉而发生土地盐渍化。
南方喀斯特区具有降水丰沛的优越条件，但喀斯特地貌洞穴、裂隙发育，地表水渗漏性强，渗漏系数达0.5～0.7，大于同一地带非碳酸盐岩区的2～3倍，大量地表水转入地下，形成的水土不匹配局面，成为热带、亚热带“生理干旱”区。土层薄，石漠化面积大，植被破坏，使地表涵蓄水分能力很弱，旱季干旱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和植被的恢复。随着土壤侵蚀的发展，石漠化面积的扩大，旱灾更加频繁。
气候干旱和气候变化触发或加剧了生态问题。中国是干旱区分布广泛的地区（表0-2），按照气候类型划分，荒漠化潜在发生区总面积331.7万公里2，占国土面积的34.6%（祝列克，2006）。分布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70个县。
表0-2 中国干旱区气候分类统计
我国干旱区春季大风频发是荒漠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因素。地表植被稀疏矮小，群落结构简单为起沙提供了条件。地表裸露面大，组成物质松散，沙源丰富；生态用水不足，植被抑制荒漠化的能力衰退。
气候变化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和氮流失，加速了土壤退化、侵蚀的发展，削弱了农业生态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干旱区土壤风力侵蚀严重，高蒸发也会造成土壤盐渍化（F.K.Hare，1988）。例如，在内蒙古草原区，近20年来气候有变暖的趋势，冬季增温明显，春旱加剧，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损失。东北地区的降水率增大，极端降水事件（旱涝灾害）的频率和强度明显加强，干旱现象已经使有些地区出现了土壤盐渍、荒漠化现象，降低了农业生产环境质量。独特的地形和气候，使我国西南地区山地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灾害导致当地土地质量下降，土壤肥力损失较大，粮食减产严重。四川省坡耕地因为水土流失，每年减少粮食产量490万吨，严重影响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另外，我国的华北地区过去几十年由于降水量明显下降、气温升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加剧了该地区的农业用水紧张程度。
（二）社会经济因素
1.区域性贫困
贫困是导致环境恶化的根源，环境恶化又加剧了贫困，环境恶化与人口贫困是一对孪生兄弟，彼此叠加，互为因果。喀斯特贫困地区普遍存在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使人地矛盾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人口增长对粮食、耕地以及生活资源的需求量增加，导致毁林毁草开荒，造成本已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农业生产困难，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随着人口增长、土地超载，导致长期乱砍滥伐和陡坡开荒使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形成“人口增加—陡坡开荒—植被减少—退化—水土流失加重—耕地质量下降或山地石化—贫困”的恶性循环（图0-1）。
图0-1 贫困—人口增长—生态退化的恶性循环
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多分布于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生态破坏严重、土地生产率低下的西南山区，黄土高原区，偏远荒漠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区，西南地区，这些区域多集中于中西部地区，这些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带被称为生态敏感带。这些生态敏感带与经济贫困带有着显著的相关性：生态敏感地带中，约有76%的县是贫困县，占这些省份贫困县总数的73%；约有43%的土地面积在贫困县内，占这些省份贫困县土地面积的47%；约有68%的耕地面积在贫困县内，占这些省份贫困县耕地面积的74%；约有7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县内，占这些省份贫困县总人口的81%。
在经济贫困、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农牧民只能以简单粗放的方式，提高经济水平，对土地造成了更大压力。例如，过度放牧是导致高原草场日益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牧区牧民把增加牧畜数量作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从而造成超载、过牧和滥牧。如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盆地放牧超载率达49.4%；而若不计无人区草原，西藏全区草原理论载畜量为3496.94万绵羊单位，目前超载近24%。超载放牧使草地在长期过牧利用下得不到休养生息，牧草生长发育受阻，出现大面积死亡退化，同时也造成了牲畜个体生产能力的下降。据统计，西藏1959—1990年牲畜存栏头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66%，1个绵羊单位占有草地面积则由2.13公顷降至0.74公顷，降幅达65.3%。
2.农村能源短缺
能源短缺是引起许多农牧区生态环境退化的重要因素，因为这些地区植被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采樵过度造成的。能源短缺也是长期困扰农牧民生活的大难题，解决农村能源问题是农业生态环境好转的重要措施之一。
我国森林的大量砍伐与农村能源的缺乏有很大关系。现阶段，我国农村能源供需矛盾虽已基本得到了改善，但距离小康水平的能源需求仍有较大的差距。农村居民的生活用能结构极不合理，优质能源的比例很低，其中约50%仍然依靠直接燃烧秸秆、薪柴等供应。全国每年消费的3 亿多米3木材中，约有1/3用于烧柴，仍不能满足农村基本生活用能的需求。农村能源短缺是造成农民滥伐滥樵、毁坏林地、破坏生态的重要原因。由于能源奇缺，生活用能以薪柴为主，过度依赖秸秆、薪柴，导致许多地区的林木砍伐过量，地表植被遭破坏，并进一步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山石裸露，生态环境恶化。同时，秸秆中氮、磷、钾等元素和有机质难以还田，也降低了土壤肥力。形成了“能源短缺—资源过量消耗—生态破坏—能源更加短缺”的恶性循环。
我国具有丰富的生物质能资源，主要是能源作物、作物秸秆、薪柴、禽畜粪便和生活垃圾等。目前，可作为能源利用的生物质能约折合5亿吨标准煤。生物质能开发利用主要包括3种方式：一是开发和利用农业生物质资源生产固体燃料、燃气和发电，替代化石能源；二是开发和利用农副产品及粪便、垃圾和柴草，以发展农村沼气，为农民提供生活用能；三是开发和利用能源作物，生产液体燃料，替代汽油和柴油等常规能源。
3.产业结构不合理
2006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第二产业占48.7%，工业就占了43.1%，分别比1991年提高6.9和6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几年一些消耗资源多、污染大的行业发展过快，这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消耗资源较少、污染较轻的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2006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5%，只比1991年提高5.8个百分点。
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资源开发方式粗放，是造成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又一原因。由于条件限制，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生产结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不合理性，不科学的农业生产布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农业生产效益的下降，农业资源浪费，更严重的后果为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农村生活质量的下降。农业资源的开发也需有规划性、计划性，盲目的开发必然导致资源的匮乏和枯竭，从而引起严重的生态恶化和环境危机。因此，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应以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为重点，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积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生态林业和生态畜牧业，大力发展无公害产品、绿色产品和有机食品。
（三）政策因素
1.政策失误
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和政策决策的失误，我国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空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今天我们治理环境的难度，此外，很多以前造成的破坏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弥补，有些也是无法弥补的。“大跃进”全民炼钢，大规模砍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时“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梯田修到山顶上，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计划经济期间，国有林地每年流失约15万公顷，其中变成农耕地12.8万公顷，变成牧场约0.7万公顷。
改革开放之后，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开始受到重视，但由于体制、制度的原因，生态退化的环境恶化的状况还难以扭转过来——草场无人维护，过度放牧。内蒙古等地的载畜量已经达到草场承受能力的1～3倍，导致大部分草场退化，1/4的草场荒废。
2.片面强调经济发展
今天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1979—2004年GDP年均增长率为9.6%。由于对社会发展概念的片面理解，很多地方将GDP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这造成了我国各地方在追求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却没有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的问题来考虑，环境问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和尖锐。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资料显示，在全国600多个大中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污染严重的城市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标准近10倍。此外，我国大江大河流域的水污染也十分严重，已有70%的河流污染严重，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40%的饮用水源因污染严重而不能饮用。太湖、巢湖、滇池水质急剧恶化，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日益严重，蓝藻暴发的时间不断延长，面积不断扩大。曾经孕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的污染，也在向人们亮起红灯。如黄河流域，目前Ⅰ、Ⅱ类水的比例仅为5%，Ⅲ类水的比例为35%，Ⅳ、Ⅴ类水的比例为60%。长江流域的Ⅰ、Ⅱ类水比例为45%，Ⅲ类水比例为31%，Ⅳ、Ⅴ类水的比例为24%。其他大江大河的水体污染也是每况愈下。
面对以上问题，迫切需要对当前以GDP为主的经济发展评价指标进行重新定义和设计，特别应该进行绿色GDP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推广，将环境的发展和治理成本考虑进来。同时，对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需要进行修正，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纳入到官员的升迁考核指标中来。此外，还要不断完善社会的环境转化成本，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提高环境的利用成本，将环境成本纳入到企业的发展中去，纳入到所生产产品的最终价值中来。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减轻由于片面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生态的错误做法所带来的危害。
3.资源权属不清
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和环境价格偏低，资源价格只反映资源开发成本，既没有全面覆盖环境恢复成本和安全生产成本，也没有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致使资源价格偏低，资源和环境变成了一种可以为地方和企业低价索取的非稀缺性资源。这加剧了资源过度开发、过度需求和过度浪费，使市场机制在节约资源中的基础作用得不到发挥。产权权属界限不清，产权交易制度缺失，也是造成对环境资源过度使用的基本原因。如牧区草地产权变革不完善，草地承包滞后、缺乏公平。牧区从1985年开始，实行牲畜作价归户，草牧场实行的是家庭承包的“畜草双承包”制度，但实际上牲畜很早作价归户，而草地并没有承包下去，直到1997—1999年牧区草场才基本承包到户，期间不可避免地带来草地使用的“公地悲剧”问题；即使承包到户，由于草场四周界限不清，难以监管，又产生养畜大户侵占养畜小户草场问题；由于牧区各旗县都存在大量的未承包到户的集体公共草地，容易诱发超载过牧等短期行为和地方干部违规行为。牧区有许多牲畜非牧民所养，而是一些干部、企事业单位和私人所养，其牲畜常与牧民牲畜争抢草地。
为了引导地方、企业和个人自觉施行有利于环境资源的行为，减轻经济发展对生产要素投入数量扩张的依赖，促进环境与资源的合理利用，必须推动资源和环境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符合市场化改革要求、有约束力的现代资源和环境产权制度，明确产权交易主体、产权交易规则和产权招标拍卖等制度，才能改变一些地区通过降低辖区环境和资源消耗标准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目前，我国已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这将有利于促进生态保护事业的发展。
4.政策不连续，部门协调不够
政策的不连续性，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各部门出于对集团利益的考虑，协调程度不强，使得好的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出现问题，甚至一些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反而变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措施，或者使得某些措施不能很好地实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也是造成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因素。
提高政策的系统性和一致性，避免各类政策在资源和环境方面的错位和冲突。系统性是政策的完善和完整程度；一致性是各类政策在目标和效果上互相促进和加强；可预见性是政策制定和调整应依照规定程序公开透明地进行。各类政策之间只有相互衔接，紧密配合，才能形成一个既有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实施细则，又有实体性制度、程序性制度和保障性制度的制度体系。这要求政府定期审查各类政策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加强各类政策的衔接和配合。目前，我国产业政策、技术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区域政策与资源和环境政策还缺乏系统考虑，政策之间在效应上存在一定冲突。目前，只有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所得税涉及资源和环境问题。此外，我国税法执法不严，矿产资源企业尤其是中小型资源开采企业多采少报问题较严重，使税收保护资源和环境的作用打了折扣，资源回收率低、安全与环境得不到保障的开采企业偷逃税现象较普遍。各类政策只有相互衔接和配合，形成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能源资源节约、保护环境的政策体系，才能减少节能减排的政策空隙和漏洞，把资源引向资源利用效率高、环境友好的产业和企业。
（四）发展理念与技术因素
1.缺乏大农业的观点，忽视甚至脱离生态建设发展农业生产
农业发展中缺乏整体观与系统观，没有建立农业生态系统的综合观、科学观、持续发展观，农业发展从导向上没有纳入生态合理的轨道，农业生产发展忽视甚至脱离农业生态建设，忽视农业的多功能特征，特别是其中的生态服务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过分强调粮食生产，对于草原生态建设重视不够。
2.过分强调农业的单项技术，忽视农业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长期以来，将农业科学技术的主攻目标放在粮食增产上，缺乏生态环境保障与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的开发。片面地追求生产与经济效益，忽视农业生态建设与保护，相关政策软弱无力，农业生态赤字持续累积，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的持续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大政方针中，“生态、安全”政策保障方面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农业发展主导战略、农业生产—经济—生态多赢理想模式的建立有待创新和突破。对农业发展的评价上，缺乏对生态功能的认识。过度依赖外部投入，浪费与污染并存，严重削弱了农业生态的持续生产能力。
三、农业生态问题综合治理对策与建议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重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统一，确立现代生态农业的战略主导地位
农业生态问题涉及生态、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需要以系统、综合的观点进行分析解决。要实现农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以至社会效益的最优化，必须以我国的生态农业为基础，实施农业清洁生产，发展我国的循环农业。
新农村建设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为核心目标，针对我国典型区域农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的生态问题，将农业全过程组织成一个由资源到产品再到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统筹农业相关产业和区域发展，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在不断提高农业生态功能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区域生态环境的压力，逐步建立生态经济协调型、资源节约高效型、环境友好控制型社会，全面实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模式。加强对农业生态保护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通过立法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促进生态农业与循环农业的发展，确立生态系统思想在现代农业中的核心内涵，确立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思路，在新农村建设中强化农业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内容。
应当因地制宜、重点突破，有序推进农业生态保护与建设。认真总结生态保护与建设的经验，反思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所带来的教训。根据不同地区的水热条件，合理规划生态保护与建设的目标以及所应采取的措施，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区域生态建设。特别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应“量水而行”实施植被恢复工程，注重乡土树种与草种的保护与利用，注重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和近自然恢复措施。根据林木生长规律确定天然林保护的期限；尽快发展替代产业，避免退耕还林工程结束后可能出现的反弹；特别注意草原生态建设与湿地保护，防止在“粮食安全”口号下可能产生的对草原与湿地的新的破坏。
（二）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农业是一种具有“生产—生态—生活”功能的产业门类，它除了给人类直接提供粮食、蔬菜、油料等物质产品外，还为人类提供着一定的生态服务功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是一种公益服务性的生态产业，它具有很高的生态服务价值，而这部分价值由于其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被周边地区人们所无偿的分享。农业的真实价值未能得到客观反映，而成为一种弱质产业。因此，加强对农业的生态补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施农业的生态补偿是农业补贴的新思路。实施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可从政策、行政、市场和投入等多方面入手，多管齐下。应研究和制定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经济政策，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大生态扶贫力度，扶贫资金重点用于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对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四荒”治理的地区，实行将植树种草和管护任务长期承包到户，确定林草权属，及时兑现补助政策；按照“谁利用，谁补偿”原则，建立生态环境效益补偿制度，逐步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实行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并对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地区和群众给予补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态补偿课题组，2007）。对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应实行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减轻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确保生态重建和恢复。在资金筹措与投入方面，采取多元化机制，多渠道筹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资金，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应尽快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专项资金，加快重点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采取多种方式，鼓励社会各类投资主体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同时要积极引进国外资金，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项目。
（三）重视传统知识的保护与挖掘和已有经验的总结与提高
比较而言，我们似乎更加重视现代技术的研发、引进与应用，而忽视传统农业思想、模式与技术的挖掘、应用与提高。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生态农业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方面在国际上都具有积极影响，如农林复合经营、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能源型生态农业模式等。这些经验与模式，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例如，解决农村能源问题是农业生态环境好转的重要措施之一。大力发展以沼气为纽带的各类生态农业模式，实行种养业有机结合，重点推广四位一体、猪—沼—菜（渔、林果）、生物链工程，使农民的基本生活、生产单元内部的能源、物流实现生态良性循环，并与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紧密结合起来，达到庭院经济高效化、农业生产无害化，实现资源再生增值和多级利用。通过沼气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能源短缺的问题，既可以减少对植被的破坏，而且还可以提高农牧民生活质量。作物秸秆是农业生产的“副产品”，是一种重要的农业资源。对其合理利用，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反，对其不利用或不合理利用，则会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如污染农业环境和降低生产效益等。
以生态农林业、生态畜牧业和生态水产业为载体的小流域综合治理，曾经在我国山区生态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水土保持重点治理的经验，治理水土流失必须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耕作措施等有机结合，实行综合治理，根据不同的地貌部位、土壤、气候、降水和水土流失状况，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在中强度以上水土流失区，采取以工程措施为主，辅以生物措施；在轻度水土流失区，主要采取封禁治理措施，加快植被的恢复；在无明显的水土流失区，采取预防保护措施，防止人为破坏产生新的水土流失。打破区域界线，实施连片建设、连片治理、连片开发，以生态农林业、生态畜牧业和生态水产业为载体，建立生态经济型小流域，抓农业精品工程建设，提高水土保持工程效益，搞好水土保持措施的优化设计和优化配置。同时，围绕农业基本建设，采取挖、截、提、蓄、节并用，建设水利工程；采取节水措施，加强用水的科学管理，合理利用水资源，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力和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要实现大区域和大流域的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强小流域的综合治理与生态环境建设。小流域是一个包括许多自然、经济、社会因子的高层次、多因子、多干扰和多变量的开放式小单元。小流域综合治理目的在于通过多种措施、产业调整、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土地优化利用等途径，来协调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与小流域生态系统的关系，以建立一个稳定、持久、高效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复合系统。
（四）加强农业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投入，因地制宜实施区域农业生态工程
（1）生态脆弱区：“生态—经济—社会”协同整治工程。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该类区域生态经济社会恶性循环综合征的问题，综合运用行政、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手段，同时从“生态—经济—社会”三方面进行综合整治，实现协调发展，并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势头。
（2）生态资源丰富区：生态产业与极品开发工程。
充分利用该区域生态资源丰富的优势，制定优惠政策，多渠道筹集资金，发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业。同时，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名、特、优产品，实现优质农产品的产业化生产、销售和经营，最终促进地方农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3）粮食主产区：循环农业工程。
在做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基础上，通过农林复合等生态模式改善区域的生态环境，利用优势产业的产品和副产品，发展畜牧业和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在此基础上，使用沼气等生态技术实现种植业、畜牧业和加工业之间的能量、物质循环，构建循环农业模式，不仅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同时解决区域农业废弃物的污染问题。
（4）沿海与现代都市农业区：农业多功能拓展工程。
充分利用该类区域的科技、人才和资金优势，发展高科技的农业园区和高标准的农业产业，发展其示范、带动和创汇功能。同时，要通过技术和资金投入，解决农业生产的污染问题，使农业不仅不再是污染源，而且要使其能够增加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生态屏障功能、生态景观功能、资源保育功能以及为都市提供鲜活农产品和绿色休闲场所等。同时，还要培育农业的社会服务功能，主要从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全方位满足农民就业和增收、农村繁荣、城市居民消费和观光休闲的需求，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角度体现农业新的综合价值。
（5）农牧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开发与高效利用工程。
进一步推行秸秆直接还田或秸秆过腹还田技术、以秸秆为培养基生产食用菌的技术、高效秸秆气化技术、沼气技术，实现农牧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循环利用；开发和推广集约化养殖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技术，通过收集、转化、干燥、粉碎、脱臭等工序，将之转变为工业规模的高效生物肥料，可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同时替代相当数量的化肥，也缓解了高效有机肥料供应不足的矛盾。
（6）病虫害综合防治与生态产业金字塔工程。
研究和推行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减少农药、化肥等农业化学品的施用量，在此基础上，按照金字塔结构体系发展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首先是要大面积普及无公害食品生产，其次逐步扩大绿色食品生产的面积，最后，要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发展有机食品。要按照“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三个层次，梯度推进，逐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品质。
（7）绿色生产资料替代工程。
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通过开发和使用新资源、新材料、新产品和新工艺，替代原来所用资源、材料、产品和工艺，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生产和消费过程对环境的压力。要优先发展和推广使用有机—无机复合肥、缓释肥和生物农药等绿色生产资料。
（8）可再生能源高效开发与综合利用工程。
发展能源作物，开展生物质能源生产，解决国家一部分的能源需求；通过建设秸秆气化站、沼气池处理农业有机废弃物、农民生活垃圾及人畜粪便等，既可获得清洁能源，又可使村容保持整洁。
（9）农业生态补偿与增值工程。
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除了对粮食生产补贴、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补贴外，要对农业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给予直接补贴，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有利于改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农业生产。建议国家财政每年拿出100亿元的财政资金，建立农业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直接给予农用地补贴。
（10）农业生态科技与制度创新工程。
依靠农业生态科技与制度创新来推进农业生态问题的综合治理。建议每年投入10亿元建立专项基金，用于开展农业生态科技与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示范或试点，以及生态技术的产业化开发。
其中，前4个为典型区域生态工程，后6个为专项农业生态工程措施。
（五）加强农业生态保护与建设的科学研究和能力建设
根据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特别是气候变暖对农业种植制度、农业生产力水平、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经济全球化可能造成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外来生物入侵问题，仿照自然保护区管理方式和国际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建立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注重本土知识的收集、整理和农业物种多样性、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农业生产方式多样性和农业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以提高全球变化与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安全与生物安全保障能力。
根据循环经济思想，吸取传统农业的精华，总结过去几十年来我国生态农业建设的经验，积极探索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适合不同区域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现代生态农业模式。特别是构建纵横交错的区域农业生态经济产业矩阵结构体系，丰富产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鼓励企业、农户从产品、企业、区域等多层次上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降低系统物质、能量流动的无效消耗，减少物质、能量流动的规模运作成本，利用农业相关产业的横向共生和纵向关联，构建“资源—生产—消费—资源（再生）”的反馈式流程的纵向循环，从而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间形成循环共生的发展模式。并通过产业链的延长，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减轻农村地区的人口压力。
通过机构调整、法规建设和协调机制等主要途径，全面建立农业生态建设与保护综合保障体系，特别是加强农业管理部门的生态保护意识与机构建设，提高农业管理者、经营者与农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农业生态安全、生物安全、食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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